从央行的角度,“财政赤字货币化”意味着什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在近日的一场线上活动上指出,这是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问题。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可以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框架里解释,所以这个问题又可以归根结底为基础货币的供给机制问题。
李扬总结基础货币投放有四种模式:
第一,主权信用,也就是政府的债务。要想发行货币,央行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这是主权信用模式。实行这个模式的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大型发达经济体。小型经济体很难实行。中国已经是大型经济体。
第二,央行贷款模式。即通过央行的各种信用工具,2015年之后中国主要推行的是央行贷款模式。
第三,外汇资产模式。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同各国买卖外汇资产来进行,中国香港地区就是这么做的。通过联系汇率制,只要有外汇进入就吐出,以及在2004-2015年11年间的中国内地,那时候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最多的时候一年增长将近5000亿美元。小型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大多是这种模式。
第四,混合模式,即没有明显的主导资产。现在讨论财政政策货币化的问题,很多人援引国际惯例,但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国际惯例,确实是各国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
李扬总结说,过去基础货币投放可以用央行贷款模式,也可以用外汇资产模式,但是如今到了要转变为以主权信用模式为主的时候。有以下五个理由:
第一,基础货币投放的市场必须规模很大,要能够像蓄水池一样,而且买卖行为不会对市场中的价格产生剧烈的冲击,现在中国只有国债市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第二,主权信用是无风险的。
第三,主权信用市值应当稳定,价格变动不会太大。
第四,基础货币不应该有具体的指向性,所谓指向性指的是,央行不与任何部门、企业、产业、产品联系在一起,而是宏观地面向整个经济体。
第五,市场参与者应该尽可能的广泛。基础货币如果通过财政部发放,由于债券被广泛持有,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将远远超过财政和金融部门配合的范畴。私人部门的债券、股票、黄金、外汇等等都是存在缺陷的,其效果无法与主权信用相等同。
回顾从1985年至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李扬认为总共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是央行贷款模式,当时中国的基础货币主要靠央行发放各种各样贷款。从2001年到2013年,外汇资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最高的时候接近90%,这段时期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就是靠吞吐外汇。但是2013年以后,中国外汇资产的规模在逐渐减少,央行又重新回到了贷款模式,于是这几年各种“粉”层出不穷。
李扬也提醒道,若采取以主权信用为主的模式还需要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如下后果:
第一,债务长期化,有可能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会越来越远。因为债务膨胀长期化其实就意味着债务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实体经济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但却没有债务膨胀得快。于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因为有大量金融和货币的膨胀是为金融货币运行自身服务的。
第二,金融的运行会反过来影响到实体经济,产生金融周期。现在的周期与过去传统教科书上说的周期相比已发生了变化,过去教科书上的周期演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物价下跌,企业倒闭,银行倒闭等。但现在的物价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能直接由资产价格来计量,而非传统的物价和利率估计。如此一来,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甚至金融理论都必须重新讨论。
第三,负利率是个新问题。现在看来负利率很可能长期化。
在李扬来看,在负利率的情况下,金融怎么运行?债务怎么持续?这些问题都预示着一场金融体系的变革在发生。
李扬坦言,很多国家的债务都越积越多,完全偿还本金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而且像美国如果真的还本的话,还会对全球产生负面冲击。如何才能让债务可持续?如果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要低于债务占GDP的比例,就是可持续的。现在政府债务比重不断上升,但是政府在债务上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不断下降,在负利率下这一比例就更为下降了。所以负利率是债务积累的另一面,是使债务累积能够持续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