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丨全球服务 互惠共享 服贸新跑道

今年77岁的周云正大半辈子都热衷于技术革新。据他说，迄今为止他已经获得了72件专利。但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周云正却没心思坐下来搞实验。因为他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当时他需要做出决定，究竟是放弃还是继续申诉到底。

周云正：欧洲专利审查八年。赵主任（朋友）他劝说我你已经花了七八万块钱了，再花下去钱还要更多，你还是放弃吧。

专利、商标、版权、外观设计等等的跨国交易都被称为知识产权贸易，是服务贸易领域中一个重要门类。周云正申请欧洲专利的行为，其实是知识产权贸易的基础。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所长 龙传红：一个企业一定要有一个知识产权的投入，包括商标，包括专利的布局，产品和投资再跟上，这是一个国际化经营的步骤，你不可能说商标和知识产权专利布局还没去，你的产品投资就去了，那这时候你风险是很大的。

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日臻完善的今天，专利和商标布局既是企业在一个国家地区顺利开展投资经营的先决条件，也是进行知识产权贸易的必要前提。周云正想要让自己的发明在欧洲市场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在欧洲市场出让该发明的技术，都必须先在欧洲获得专利的授权。但这第一步就走得相当不易。

周云正：我在电路设计上面做了几十套方案，失败的数量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没日没夜地做。

记者：这些都是需要费用的，做样机之类的。谁来掏，您自己掏？

周云正：自己，谁会来给你钱。我爱人跟我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全部倾注在这个项目里面，1999年到2013年投入150万。150万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是从事业单位出来的，没有资金积累。省吃俭用，租房子、招工，当时只有我们60来平方的房子里面，又要办公，又要做样机，很艰苦。

按照欧洲专利局的规定，申请被驳回后，申请人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口头审理”。它需要申请方当面向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进行口头申诉，“口头审理”的地点也只有一个——欧洲专利局所在地。那么周云正会怎么办呢？他申请的专利到底是个怎样的发明创新？究竟具有多大的市场价值？他会放弃还是申诉到底呢？

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日本的大和证券把新办公室开设在了这里。这家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位居日本证券行业第二、全球证券行业第五。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耿欣：我们把那几个会议室都用（日本总）公司附近的这几个地名来命名，这个叫八重洲，它就是不同的出口。

记者：为什么用这样的地名来设计办公室的名字？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耿欣：首先也是跟总部有一个连接，第二本身丸之内它所在的区域，就是日本的金融机构最聚集的一个区域，也有很标志性的一个意义。

今天，外国知名企业在国内新设分支机构已经算不上是稀罕事，但近期媒体却普遍关注了包括大和证券在内的一批外资投行、保险、信用评级等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新动作，形容它们是“集体跑步进场”。

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中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了预先承诺机制，也就是政府允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对外资进入国内市场逐步减少限制。那么近期，这个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跑步进场”的外资金融机构又嗅到了中国市场上怎样的“新味道”呢？

每天晨跑5公里，这个习惯魏焱已经坚持了几年。他是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这个时候魏焱本该在国外的各个建筑项目工地上穿梭。

魏焱所在企业的母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商——中国建筑集团，而魏焱的跑道并不在国内，而是海外市场。

中建一局 董事副总经理 魏焱：跟国内的这种市场环境相比，包括现在这个员工走出去的这些意愿，有国内这样好的一个市场，就是大家对于走出去，这个动力不是那么强。

记者：其实海外市场更难做。

中建一局 董事副总经理 魏焱：非常难，而且有挑战，风险也比国内大，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不如在国内。风险有几个方面，一个你比如有政治风险，很多国家的政局不是那么稳定的。另外就是经济的这种平稳发展，在很多国家也是起起伏伏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法律环境是不一样的，财务税收方面的制度是不同的。另外它的采用的技术规范，产品标准，验收，包括语言这些都对我们开展业务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虽然说是做国外，大的（市场）是国外，但是真正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它也是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也完全不同。

从2013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这使得包括建筑、知识产权、金融等在内的服务贸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不断增加，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多年呈现为逆差，尚需提升总体竞争力。

2020年9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参展企业覆盖了服务贸易的全部12大领域，总数也超过往年、创下新高。这次服贸会，被视为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服务贸易领域新一轮开放的重要表态。然而对于公众而言，服务贸易的议题远比货物贸易更为复杂，也更难以被察觉或理解。《新闻调查》记者通过走访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的人们，回望他们走过的道路、探究关于服务贸易的奥妙。

建筑行业是最传统的服务业之一，也是在服务贸易中，我国能多年保持顺差的领域。2019年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总额为2572.6亿元人民币，总量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位居世界首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各国政府的市场政策尺度和监管程度对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而建筑业恰好正是我国最早实行开放和改革的经济领域之一，也是直接受益于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领域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建筑服务的出口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或劳务输出、或修建医院、铁路等经济援助项目。但是中建公司却尝试通过投资商业房地产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中建一局 董事副总经理 魏焱：我们最早1985年进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内还没有地产开发，大家也都不懂，凭着一股热情和勇气去的。

与货物贸易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服务贸易的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很难评价服务的质量或安全性。因此，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更为多样和灵活的手段来推销服务。这对于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建筑企业来说，门槛太高了。

关于这段历史，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雷吉纳·阿布拉米在她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没有美国当地的业绩记录和建筑行业里的‘会员证’，中国公司要拿到建筑合同是非常困难的。当时中建公司选择了投资房地产的策略，通过合作、合资、直接投资等方式购买土地、启动了55个开发项目。到1988年，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

中建一局 董事副总经理 魏焱：当时也是进入这个市场的时机不是很好，因为美国的这个地产是周期性还是很强的，基本上每十年会是一个周期，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正好在它房地产的那一轮周期的波峰的时候，进去以后整个的地产，就是进入了一个下行的这样的通道，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整个九十年代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候。

美国的建筑市场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纽约帝国大厦、旧金山金门大桥都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事实上，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建筑企业，往往是受益于他们本国建筑市场的培育。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建筑企业就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走向工业化、以及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就在中建公司进军美国的同时，我国国内建筑市场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模式、走市场化道路，并引入外资，放宽市场准入。

1985年国贸一期上马，按照国际惯例招投标，吸引了法国、日本、美国等实力雄厚的外国建筑公司参与，却没有一家中国建筑企业具备投标资格。

记者：就那个时候在单位里面普遍接的国内的工程项目，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高传友：都是（比较基础的），像盖个学校、盖个医院、盖个厂房。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张建华：（最多）都是6层，当时都是过去说的火柴盒，都是这样的建筑比较多。

高传友和张建华夫妻是中建一局的老员工，他们都参与了国贸一期工程。据他们介绍国贸一期最后是美国公司负责建筑方案设计、日本公司负责初步设计、法国公司做工程总承包商，就连专业分包80%以上也是外国企业中标。中建一局当时属于分包商，参与了写字楼和南公寓楼等施工。高传友和张建华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来自境外的施工队同台竞技时所受到的触动。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张建华：我们就第一次觉得好像开眼了，他们怎么那么先进？一个人背一个盒，就是穿着工装，然后一进屋，屋里都是铺好的地毯，人家是整的“盒子间”进来的，把这个鞋套一套上，盒子一打开，哪个地方有点什么小问题，这工具好精密来修修整整的。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高传友：咱们使用的工具不如人家。你不管是木工用的工具或者是抹灰工用的工具都不一样。我们用的工具全都是自己做的，你像我们的刨子全都是自己找一块木头，不说找一块木头了，找一块青冈木，把它刨完了以后画上线，自己拿凿子把它打上眼完后这么做的，刨子这么做的。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张建华：所以他们在操作，我们这边也在施工，我们就看着别人怎么施工，他们施工的过程，这些工艺，我们也在悄悄地学。

　　当时工地上的监理人员也都是外国人，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中建一局 退休员工 高传友：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刚刚兴起复合石膏板，就是说你要往墙上去贴，你想2米4长，1米2宽，这个垂直度跟平整度也要要。他当时要求得太严，平整度要求就是说你（误差范围）两毫米，垂直度（误差范围）也是两毫米。达不到，那你就重做。

那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当本土市场尚未出现同等需求时，这些外国同行扮演了“挑剔客户”的角色，帮助中国建筑企业建立起了服务的概念；而这些外国同行自身在运行机制、技术能力、管理体系、成本控制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水准，也让中国建筑企业更清醒地看到了差距，并预见到了未来更高级的、国际市场的竞争。

在参与国贸一期项目的过程中，中建一局开始重塑自己的生产组织管理体系，并每年招募上百名大学生、还不断派出队伍到国外学习。与此同时，国内建筑市场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国内建筑市场的总产值为675亿元人民币，1995年已达到5793亿元人民币。1995年国贸二期项目上马，法国、日本等国际著名工程承包商再度前来投标，这次中建一局又作何打算呢？就在这一年魏焱被派往海外，那么经历了10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建筑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吗？

王会卿是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负责人，资深的专利代理师。他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执业超过10年，经手的专利案超过千例。2018年周云正找到了王会卿，请他帮忙解决被欧洲专利局驳回专利申请的难题。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上海办公室主任 王会卿：欧洲的专利局，他的审查水平还是最高的基本上是。通常来说它做出的（驳回）结论，很难推翻。当时我也还是提醒他（周云正），你要走下去的话，一个是时间还是比较长，另外还是要花不少的费用。在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要撤销这个（专利申请）驳回决定，概率是非常小的。

浙江天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发明人 周云正：当时我跟王博士讲，我说万一不授权，全部责任我来承担。你也努力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想跟你这样合作，欧洲专利局一定能够依法授权。

周云正坚持去参加口头审理就意味着接下来得继续自己支付申请专利的后续费用。周云正的技术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他如此执着会换来怎样的结果呢？

浙江天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发明人 周云正：我觉得关键一点，目前所有的（空气）净化器，到现在为止用的99%都是高效滤网。所以我觉得应该用另外的新的方法，这个用了三十年的高效滤网的垃圾箱应该被新的技术来取代。我想要空气放电产生等离子体，把细菌病毒，把有机物、有害气体，还有PM2.5能够清除干净。

现在我们的烟雾，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跟PM2.5没有了，那么细菌病毒也是VOC里面的有机化合物的一种。

浙江天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发明人 周云正：但是关键的世界性难题是空气放电产生臭氧超标的难题，搞净化行业的专家都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好的方法。

周云正说他的发明不仅提高了等离子产生的效率，还解决了放电造成臭氧超标的难题，让这项空气净化技术变得更具实用价值。

浙江天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发明人 周云正：实际上申请专利跟（发明）实验都是互相交叉的。如果你一泄密以后、你一到外面去检测，或者你一到外面去销售、或者做样机去展览，那么专利权就会丧失，也就是技术被公告、公知，就失去了专利保护的意义，失去了新颖性。专利意识一定要强，所有企业在搞自己的核心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用专利技术来保护自己。

人们常常用这条价值链微笑曲线来说明在某种商品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的比重。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进入21世纪后，微笑曲线正在变深，这意味着价值越来越向两端集中，专利在产品总价值中的占比在不断增加。

由于专利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无论是想要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专利保护，还是从市场上收取专利转让或者许可费，都必须先获得该国或地区的专利授权。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上海办公室主任 王会卿：专利因为是一个绝对的垄断权，你一旦获得了权利，因为绝对的是排他的绝对权，

就是任何其他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制造销售，不得有任何这种行为。因为权利本身的重要性，所以在专利申请审查的成本上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欧洲之行究竟有多少胜算，难以预料，周云正这次奋力一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王会卿所提供的专利代理服务。这也是对他们能否运用好国际规则的一次检验。

王会卿所在的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知识产权事务所，龙传红，1993年就进入贸促会专商所从事专利代理师的工作。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所长 龙传红：这个赫切斯特是当时德国的一个很大的制药公司，你看1985年4月1日中国《专利法》实施，这个信是2月份来的，也就是中国《专利法》还没实施，他们就委托我们开始准备提交中国的专利申请。

尽管30多年前外国申请人对专利制度的敏感性更高，但老练的参与者有时也很难预见新手的未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显示，在1970年到2000年间，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这专利三巨头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三分之二。但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专利版图发生了明显变化，亚洲的份额从32%增加到48%，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中国和韩国。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所长 龙传红：这个时候外国申请人到中国来申请量增加，但是中国申请量增加的更快。就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意识也觉醒了。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所长 龙传红：国内企业，如果你要想在市场竞争立于不败之地，那你肯定要进行知识产权的布局，如果你不布局，国外的先进技术都进来了，那你很快在市场竞争中你就打不过国外的这些外资企业，所以它逼得我们国内企业，就得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能力，到创新活动中去。

2019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数超过140.1万件，授权45.3 万件。从专利申请的数量上看，中国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从创新优势看，中国主要表现在数字通信、信息技术和电机等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在全面加强，2019年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超过370亿美元，其中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在大量购买国外的知识产权。

龙传红他们正在讨论一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的、日本钢铁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所长 龙传红：几乎每个申请都需要有几轮，一轮两轮甚至三轮，像这个已经第三轮了。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员就有上万人。从审查员来说是对公众负责，我不会把一个不应该授权的专利授予专利权。从我们申请人代理人（代理师）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尽可能宽的范围的权利，但是审查员他肯定不会说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而是根据他们检索的结果，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授予你一个合理范围的。

据龙传红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如今很多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是对某项已有技术的改进。因此在创造性高度的认定上，审查员和申请人往往容易产生分歧。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专利申请被驳回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像周云正的情况属于难度最高的一类。因为欧美是知识产权高度活跃的地区，欧洲专利局也是公认的、审查最严格、水平最高的专利局之一，周云正和王会卿将会迎来一场怎样的“口头审理”呢？

金融财经专业可是高校的热门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设金融学专业的院校有380余所，每年为社会输送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金融从业人员达到73万，占全市就业总人口的5.3%。目前这个比例还低于伦敦、纽约、多伦多、苏黎世等这些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

在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分类里，大和证券新设立的中国公司可以被归为“商业存在”。这个名词的定义是服务提供者为获取报酬，在其他国家境内建立的商业机构，包括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

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的特点是提供者和消费者必须保持近距离的接触。因此，服务的提供者需要在市场所在地设立更多的商业存在。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中金融服务比重超过18%。在高达数万亿的贸易额中，77%以上是由商业存在完成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那些在他国建立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实现的。或许这也是近期众多外资金融机购“跑步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

耿欣是大和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自己与证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园里。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耿欣：我当时正好也在学生会去负责做了很多这种讲座，你比如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关于美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讲座，当时请我们的老师，高西庆老师（曾参与设计与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来给大家讲一讲。而且在当时我相信很多人对纳斯达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都还不清楚。我记得讲座上第一步，就是在黑板上给我们讲了一下纳斯达克是什么意思。结果到什么程度呢？把那个玻璃门大家都能挤坏了，坐肯定是坐满了，站都已经站不下了，门都挤坏了。为这个我还被学校老师叫去，还批评了一下，说以后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近年来我国国内金融业发展迅猛，但金融服务贸易却尚未取得竞争优势。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多的仍是运输、旅行和建筑三大传统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占比不足1%。但也许正因如此，很多机遇蕴藏在未来。

记者：未来的大和会怎么样？你在脑子里面有一个五年规划吗？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耿欣：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事的，也是非常有战略考量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拘泥于，或者局限于一时的财务上的得失，而是着眼于中国市场的一个（前景），用社长的话讲他叫三十年大计，那我想也代表了大和证券集团对这家合资证券公司，包括对中国业务的一个态度和考量。

对于大和证券来说，30年大计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漂亮话，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证券公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耿欣：大和在中国市场的这种发展的历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涩谷慎志，他在证券行业干了近30年，可以说是和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证券公司一起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涩谷慎志：我是18岁（从国内）去的日本（留学），去得比较早，去了30多年了。

据涩谷慎志说，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年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涩谷慎志：我进公司的这一年是（日本泡沫经济）最后的一年，然后那时候我们每年公司会大量采用很多新的大学毕业生，其实我还是占了我们中国的光，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涉及到日本的券商去开拓中国市场，开始在招中国人去做这个中国的市场，在那时我们正好是搭上了这个顺风车了。

日本山一证券创建于1897年，总部在东京，最辉煌的时候雇员过万、海外分支机构超过百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经济正走向泡沫的顶峰，在那一时期全球市值前十名的公司中，从1到7都是日本公司，第8名才是美国的IBM。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涩谷慎志：我们（山一证券）当初（1984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时候，中国没有证监会，没有交易所。

198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尝试对外开放的阶段，1983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首次允许外资在国内设立常驻代表机构，但同时规定“工作范围是进行工作洽谈、联络、咨询等非直接营利的工作”。

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涩谷慎志：那时候做的什么业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企业，中国很多需要有外汇的需求，这些企业去海外发债，有发日元债，有发美元债，发日元债是最多的，这时候几乎是日本的证券公司的。

百年老店大和证券对中国并不陌生，他们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后，就一直没有离开。涩谷慎志则因为工作所赋予的特殊位置，得以穿梭在中国和日本两个金融市场之间。特殊的视角又让他获得了哪些特殊的观察和感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