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吴为)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更新显示,钟东波任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副主任(兼)。此前钟东波担任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
公开信息显示,钟东波曾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综合处(WTO事务办公室)副处长、政策研究一处副处长,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在国家医保局任司长,推动全国完成抗癌药专项集中采购
2019年11月,一则视频刷了网友们的屏。“4.4元的话,4太多。中国人觉得难听,再降4分钱。4.36,行不行?”一段药价谈判视频让网友称医保局的专家是“灵魂砍价”。这样的医药价格谈判和招采工作也是医保局推动“贵族药”开出了“平民价”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那次谈判的药品不少是新上市且治疗效果好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多药结核、心脑血管等10多个疾病。按国家医保局测算,患者个人负担水平将降至原来的20%以下,个别药品降至5%以下。
这次刷屏让国家医保局的工作受到大家关注。实际上,推动药价降下来,是国家医保局多个司室的工作内容。钟东波此前担任的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的职能就是拟订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发布制度。拟订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配送及结算管理政策并监督实施,推进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除了在谈判药价方面为医保参保人争取“降价空间”,国家医保局推动的药品“带量采购”可以说是对医药行业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改革措施,经由2018年、2019年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国采,共57个品种实现大降价,平均降幅也都在50%以上。
“现在药品价格虚高关键在于销售费用高,带量采购以合同的方式明确药品采购数量以确保使用,相当于供需直接见面,把中间的销售费用省下来,这是降价幅度大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同等质量是前提,因此完全不必担心质量下降。”钟东波对媒体回应,降价空间绝不是从降低药品质量上寻求。
此外,针对抗癌药贵的问题,国家医保局多次直面社会痛点,迅即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实现常态化运作, 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三医联动”改革。
2019年4月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该局部门预算显示,该局安排了一般公共预算4617万元用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绩效指标中明确提出,抗癌药专项集中采购工作要在31个省份完成。
按照国家医保局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该局要监督执行抗癌药专项集中采购、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确保集中采购结果落实,促进优质药品公平可及。
推动“带量采购”,把药企的“回扣竞争”转变成良性竞争
今年11月,第三批国家药品采购进入执行期,这是国家医保局推动“以量换价”,让更多好药能“买得起”的一项采购制度创新和药企市场改革。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也在媒体上解释了改革的细节。
他介绍,在国家层面,要常态化开展国家集采药品,按照一定数量和金额来设定标准,一旦达到标准,就启动新一批的集采,大概一年两批左右。随后还会进一步拓宽集采范围和条件,加快推进集采步伐。在地方层面,指导各省,包括一些较大的城市,积极按照国家形成的这套政策规范来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到2022年底,这些临床采购金额占比较大,适合集采的重点(药品)品种有望都能够纳入集采范围。
谈到改革对药品市场的影响,钟东波说,在竞争更加公平、优质产品推广更快等优势下,药企也有很多好处。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门槛抬高而市场急剧萎缩之下,大批不能适应新形势的产品、企业将遭淘汰。
他解释称,现在通常药品回款周期是6个月到1年,但我国组织集采的药品基本上都在次月月底之前可以实现回款。一个月内回款率达到97%以上,这样能够降低它的财务成本,一年大概能能降低6到8个点。这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从原来的“回扣竞争”转变到以质量和成本为基础的公平良性的竞争。
曾在北京任职,主持发布多项改革文件,直言公立医院医生收入低
在担任国家医保局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前,钟东波从原卫生部到原北京市卫生局,再到北京市卫计委,有着长期在卫生系统任职的工作经历。
他在任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期间,正值北京市推动包括公立医院改革、门诊挂号改革、医药分开改革等多项改革内容的“新医改”。
针对北京大医院超负荷运转的现状,北京市提出新一轮医改工作的重点,其中明确医院管理制度向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转移。
2018年,北京市卫计委发布《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强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举办职能,推动医院制定章程、健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改革内容,改革不乏一些大胆举措。钟东波作为当时的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向媒体介绍了这一方案的内容。
“在管理岗位人员选拔招聘方面,北京公立医院会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扩大选人用人范围,在重要岗位上改革公立医院领导人选拔举措。”钟东波说,北京将推进公立医院院长、副院长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以适应医院管理科学化、现代化需要。扩大选人用人范围,适时探索全球化招聘。“足球都有‘洋教练’,公立医院不排除来个‘洋院长’。”
钟东波当时向社会介绍时提出“治理比管理重要”,他说:“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包括治理和管理两大维度,治理维度为管理维度创造制度条件,管理维度实现和体现治理维度的目标,其中治理维度比管理维度更重要。”
钟东波在原北京市卫生局、原北京市卫计委任职期间,围绕“新医改”多次阐述改革观点。他曾在北京市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之所以能够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其最终作用在于推进公立医院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
北京市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先后推出了包括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战略管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财务资产管理、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科研管理、职工教育、信息管理、后勤管理、管理创新、运行和服务管理等方面内容的举措。
他还关心公立医院薪酬改革。2017年5月,他在清华大学医院管理与教育高峰论坛上又提出薪金制是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医生的薪酬水平必须事先确定,而不是事中或事后分成”的观点。
他直言,低收入、诊疗与经济挂钩、灰色收入盛行,是我国公立医院医生薪酬制度的主要特征。“低收入水平”直接导致医生减少普通门诊服务数量,“飞刀”“走穴”盛行,医学院校招生低迷;逐利机制催生的过度医疗使医生形象坠落,加剧医患矛盾。
钟东波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那次论坛上表示,针对医生的薪酬如何确定标准?钟东波说,“有一种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过渡性办法,即在控制医院费用增长的情况下,由公立医院自行控制物耗成本,提高人员经费占一样支出比例。”钟东波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同时改变其利益导向,与各种要素供应商形成制衡关系。 【编辑:朱延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