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想起了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作者：夏原

2020年冬春之交，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到，第一件重大的事件，竟然会是一场席卷全球、足可载入史册的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危害之烈，必定会在人类“疾病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必定会成为后人长久研究的课题，以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找寻到更具针对性且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因应手段。

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和灾疫抗争的历史。一如瑞典病理学家弗克汉斯所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疫情期间，出版于1976年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著《瘟疫与人》一书，也再次引起关注。而我却想到了1937年邓云特(即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此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救荒史学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已为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之第44种。

邓拓25岁时所写25万字的经典学术名著《中国救荒史》，主旨在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在对历代这一灾荒史分条析理的基础上，进而对历代救荒思想及其救荒政策探赜索隐，且论证缜密、史料详实。疠疫一事，虽未有专章论述，但书中也有时有论及。

譬如，“我国祛疫的方法，除最初流行的巫术以外，史籍中所见的，最早当是后汉光武帝时代‘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自东汉以后，才逐渐注意广泛的医治和公共防疫。但实行还是不普遍，且各朝并不常见。直到清代，祛疫的方法，才粗具规模。不过，历代执行祛疫工作时，流弊多不可免。”书中并引用《康济录》所引“济贫之民，一食尚艰，求医问药，于何取给”。这些文字都显现了邓拓同志对灾荒成因比较流行的“自然条件决定论”、“技术落后决定论”以及“人口决定论”的批判，进而指出“从来灾荒之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

由是想到我们今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正是全中国人民巨大的勇气、磅礴的魄力、无畏的担当，有了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有了疫情的有效、及时的控制，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还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疫情让大家对个人卫生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分餐制等良好的生活习惯，已渐成老百姓的习惯。

特别是近日看到，浙江衢州市各县开“两会“，疫情之下，与会人员见面不握手，改行作揖礼，多有争议。从《中国救荒史》，我又想起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篇，《握手与作揖》。

握手和作揖都是人们交往时的一种问候形式，都有其各自的文化起源和内涵。孰优孰劣，不好一概而论。我以为，邓拓同志的观点，倒多有可取之处。兹摘引若干，供大家一阅。

邓拓说，“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来表达友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按照本民族的传统礼节，取其简便易行者，去其繁杂无用者。

“握手这个礼节，在欧洲最为普遍……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这种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该是行得通的吧。”

邓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学识渊博，却君子谦谦，虚怀若谷。行事、作文，总是广谋从众、同谘合谋。《握手与作揖》倡言揖让之风，温文儒雅。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在这个特殊时期推行一下作揖礼，感受、了解一下这种传统礼节未尝不可。邓拓所言极是。

之所以再提《中国救荒史》，实在是因为今天是邓拓同志去世54周年。虽然于逝者而言，这不是个大日子，并且多有伤感。但让我感喟者，则是邓拓同志逝世于54周岁，二者相加，百又零八，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圆满的味道，真是令人枨触甚深。在顾行、成美两位前辈所写《邓拓传》再版后记中，曾有这样一句话，“邓拓的一生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显得更加珍贵。”

我很珍惜他留给我们的精神。 【编辑:李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