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

专访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

何载原名容恭，1919年11月生于甘肃成县，今年整100岁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载，意思是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拉车、负重前行。1936年他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总支书记。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21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次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冤假错案平反。随后，何载被调往中组部，任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1995年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何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贫事业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他被评价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为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开放热潮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何载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

谈冤假错案平反

“至关重要时刻，邓小平适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新京报：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具体有哪些阻碍？

何载：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内容啊！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当时，“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拦路虎，到底有多少冤案，谁也说不清楚，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另外，平反冤假错案还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干扰。有的领导干部不催不办，催而不办；既不从命，又不受命。有的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给属于本派的人“好说、好办”，不是本派的人“顶着不办”。

新京报：突破口是如何打开的？

何载：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适时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说的话要正确对待，不能把这一时期说的放到那一时期。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断掉了“拦路虎”。邓小平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快不宜慢”等几个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党办案，还提出了“两个不管”：“经过实际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把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为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道路。

谈“实事求是”

“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新京报：这项工作很庞大也很复杂，办理起来压力是否很大？

何载：平反冤假错案，影响面大、牵涉人多、案情繁杂，我们很着急、压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申诉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与他们感同身受。那段时间，面对雪片似的信件，我们夜以继日处理，每天吃住基本都在办公室，没下过楼。

新京报：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何载：实事求是，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基里面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具备调查研究的方法，更谈不上给群众办实事。干任何工作能不能成功，关键是能不能实事求是。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原则为准绳，做到是非清楚、功过分明，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新京报：谈谈“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意义。

何载：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这么多冤假错案平反，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解放了干部，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省长，大胆作为，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

谈参与扶贫

“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新京报：退休后你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

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老同志也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新京报：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新京报：也就是说，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何载：对。扶贫工作我们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后，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解放思想。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带新思维、新做法，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但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等价交换”。后来总结经验，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进项目，培养干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参考。

新京报：举办扶贫培训班留下了哪些经验？

何载：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积极性，江苏吴仁宝、秦振华率先提出“先富帮后富”、“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

基金会抓住机会，鼓励吴仁宝、秦振华、鲁冠球等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劳模办培训班意义特殊、效果显著，培训针对性强，教学内容切合实际，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此外，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

新京报：你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何载：长期实践中，我总结出扶贫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系统性，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时代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九十年代初期是转变观念，现在我们提倡精准扶贫；三是有社会性，扶贫需要社会力量大力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相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新京报：回顾过往，你会用哪些话总结？

何载：我这一生，饱尝过胜利的喜悦，也领略过酸甜苦辣。走过的路像一条长河，时而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时而深山峡谷，惊涛骇浪。但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贡献得少。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