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卫生事业发展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建国70年,农村卫生经历了的五个阶段,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农村卫生体系的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改革中的探索调整期,本世纪初至医改前的农村卫生体系新机制建设和发展期,2009年至今的新医改期。五个时期,农村卫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逐步完善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至本世纪初期,为改善基础薄弱的农村卫生,大批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提升了农民健康。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合作医疗大面积解体,覆盖率下降到不足10%,农民看病就医的经济压力增大。
2002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200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的发布,标志了农村卫生工作改革的开始,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端。2006年《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实施多项制度,使医疗卫生得到了大幅提升,县、乡、村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搭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推行,农村的公共卫生得以改善,农民健康状况明显提高。
这一阶段,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及医疗需求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与农民群众就医需求之间的矛盾仍较显著。由于医疗资源短缺、诊疗能力低下、医疗费用昂贵等诸多问题,农村居民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农村医疗处境尴尬。
医疗资源短缺:医疗建设与医疗机构布局欠合理,导致医疗资源的短缺和浪费,限制农村卫生发展。农村人口多而硬件资源少,其一是医疗机构条件差,其二是医疗设备落后。尤其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原国家卫生部的机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乡镇卫生院的危房率达33.6%,需要建设的乡(镇)卫生院达70%,6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缺乏基本医疗设备。
医疗服务能力不足:乡村医生大部分从过去的“赤脚医生”转变而来,虽不断规范乡村医生的队伍建设,但医生整体年龄偏大,学历低下,部分的乡村医生无医学学历,不具备行医资质,专业能力不足,乡村医疗机构能开展的基本医疗服务内容有限。同时,由于基层的工作环境差及保障机制不到位,人才短缺现象较为普遍,2009年每千人口拥有乡镇卫生人员仅1.28名。
患者支付能力低下:2002年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9年,我国新农合制度遍及2716个县(市、区),覆盖8.3亿人口,参合率达94.2%。尽管有新农合制度作为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但由于筹资金额不足、报销范围受限等问题,我国农村居民依然面临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新医改时代。十年医改,农村卫生经历了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提升,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措施,农村卫生发展迈向新进程。
1、 基层医疗体系不断健全,基础建设水平提升。
2009—2013年中央财政投入近940亿元支持2600多所县级医院、6.4万多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此外,各地方每年同时发放财政拨款支持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在财政和政策的支持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平均用房面积增加,2018年每个乡镇卫生院的平均用房面积达3042.8平方米;农村医疗机构每千人口床位数增加,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从2013年的每万人33.5张增长至2018年每万人45.6张,增幅36.1%;乡镇卫生院配备的万元以上设备增加,2018年每乡镇卫生院配置14.4台万元以上设备,较2013年增长58.2%。
2、通过定向培养、全科医生培训、建立紧密医共体,提升基层人才队伍。
建立全科医生培训制度,通过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全科医生免费定向培养等渠道向基层输送优质人才。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疗机构能力,2018年将建立县域共同体建设作为医改重点,将县域内人、财、物进行整合,以县为龙头,带动乡村发展,对乡村医疗机构进行技术资源对口帮扶,帮助基层进行人才招聘及人才培养工作。
3、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一费制”补偿机制。
2009年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遴选优质药品,降低药品价格,实施基本药品零差率制度,破除以药养医乱象,降低患者用药负担。2010年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 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机构实施“一费制”,即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含静脉输液费,不含药品费)以及药事服务成本将合并为一般诊疗费。亿欧了解到,陕西某地区村卫生室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费标准为每门诊人次5元,以明确的补偿机制体现基层医生的劳动价值。
新农合制度2002年初步建立,经历了试点阶段(2002—2006年)、全面推进阶段(2007—2008年),2009年进入巩固、完善阶段,推行全民医保制度,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有效提升。其一,新农合的覆盖率在2014年已达98.9%,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其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筹款水平明显提升,2009年的政府补助总额和农民个人缴费标准分别为80元和20元,2019年时分别达到520元和250元;其三,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整合成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六统一”的政策(统一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打破城乡居民的身份限制,减少报销政策约束。目前北京、广州等地已经完成整合,但部分地区仍在过渡阶段。
4、提高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费用,逐步提高均等化水平。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慢病人群不断增加,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压力加大。2009年提出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财政投入资金,要求农村地区,由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以儿 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等作为重点人群,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服务,由财政根据各级机构承担的服务比例,分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金额。十年间,公卫服务项目不断健全,补助金额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下达603.3亿元支持各地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而201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为443.6亿元;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用为74元,较2019年增加5元。据陕西某地村医介绍,每年村医可获取2000-3000元左右基本公共卫生费用,该费用给予了乡村医生一定保障。2020年6月2日,提出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国家将进一步增加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丰富服务项目,不断提升均等化水平和服务力度。
农村卫生在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之下,在补充医疗资源、强化人才队伍、降低患者就医负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不乏有地区基层患者对农村卫生机构的满意度、信任度不足,农村卫生资源闲置弃用,基层医疗资源浪费而大型医院的就诊需求集中。
2016年对安徽省十余个地区村名的调查显示,在信任度调查方面,仅38.4%的村民对基层医疗完全信任,59.4%的患者部分信任,2.2%的村民不信任基层医疗,村民对基层医疗信任度有待提高;在满意度调查方面,农村居民对于基层医疗服务现状各个指标的满意度多保持在10%-30%。其中,由于基层的医疗资源、医生能力、就诊费用支付、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农村居民对于候诊时间和候诊秩序、医生形象态度和水平、收费合理性和适宜性、药品和服务项目公示情况的满意度较低。
由于信任度和满意度低下,基层首诊率不足。2019年发布的一项基于山东、河南、四川的研究显示,农村居民罹患常见病的基层首诊率低下,三省均有40%以上的居民选择到县医院首诊;而选择村卫生室首诊的人数的占比较低,其中以四川省最低,仅占6.10%,多数基层医疗处境依旧尴尬。
目前,全国5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随着老龄化人口逐渐增多,农村地区的老化人口问题更为突出,2018年农村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20.46%,农村地区医疗需求放大,而基层医疗发展现状并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基层医疗尴尬亟待化解。
化解尴尬需政府与企业共同联手,政府提供政府、财政支持等支持,企业则可在政策指导下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参与到基层医疗建设,从人才、设备、药品、基础保障等方面入手链接基层医疗生态链断点。对此,亿欧正在进行《2020年中国基层医疗研究报告》具体梳理农村地区基层医疗的痛点,并对部分企业方案深入分析,或将对基层医疗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