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仿制”,相信国人对这个词都不陌生。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仿制,并不是所谓“山寨”、“假货”,不是康帅傅,不是粤利粤,也不是大白免。
上述“仿制”,是在侵犯了品牌、专利等背景下出现的。在国内,长时间存在着的另一维度上的“仿制”,即以先行样本为基础的“中国式创新”。
国人向来对假货嗤之以鼻,但是对于“仿制”却保留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度,“仿制”的对立面不是“创新”,创新实质上是进阶版的“仿制”——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的原因。
中国的创新能力,可以用“起了大早,赶了晚集”来形容。
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百家争鸣开始,儒家思想曾一度影响到法国、越南、日本;东汉时期四大发明出现后,中国的创造性更是一度震惊全世界。但是当时间再向后推,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纺织机、蒸汽机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在“源创新”这件事上弯道超车,甚至乘胜追击。
当提到“仿制”,大多数人第一反映是“仿制药”。根据上观数据显示,国内近17万个药品批号中,95%以上都是仿制药。实际上,我们很难去说国产药的优劣,毕竟这一事物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拯救了因经济实力而吃不起新药的患者们,给他们带来了生的曙光。
在医疗产业,仿制药不是“独子”,2010年互联网+的风刮起来后,医疗产业异常热闹,风口一阵接着一阵,但从各种所谓创新的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属于中国的“创新”,其实少之又少。
2010年之后出现的医疗产业风口和创业热潮,大多数是从中国版图之外吹来的“越洋风”。不论是移动医疗,还是人工智能+医疗,不论是医生集团,还是新型诊所。
在“破解——细化——改造”的循环中,中国医疗行业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似乎总有些弱势。
某位留学学者在国外接触了某病种的创新药开发流程,回国便创立了创新药开发公司;某位企业高管在海外交流时感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回国买下源代码开始筹备创业项目……
“仿制”不是没有优势,其一,在先行者成功样本上,学习借鉴的成本低了很多,推进的风险也相对小;其二,基于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在“仿制”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使得中国的仿制“又快又好”。
“仿制是我们必然要走过的一条路,之前,创新风险高、成本高,且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和重视程度太低,才出现了大量‘仿制’现象。”一位医疗行业创业者如是对亿欧大健康表示。
从仿制到创新转变,并不是“完全消除仿制”,也不是“彻彻底底的创新”,而是意味着仿制和创新要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意味着所谓的“仿制”和“创新”的分界不再模糊,“中国创新”能够在世界范围拿到话语权。
并且,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医药研发为例,可能的发展路径是从单纯的仿制,进化到“仿制+原研”并存,再到“创新”。
那么,实现这个美好愿景时间周期大约会在多少年?或许,15年会是一个时间节点。
1、等医疗产品第三方服务爆发。
不论是新药还是创新器械,作为一家创新型产品开发企业,其最关心的并非产品的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如何将产品最短时间内推出市场,获得收入。
但医疗产业的特殊性是“慢”。一家创新药企从药物立项到上市,可能需要等到10-15年时间,过长的研发周期给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极大的负担;创新医疗器械的上市周期则相对短,但它们却容易遇到法规的管控风险。
因此在供应链方面,我们更多的聚焦在能够降低成本、节约时间成本的第三方服务上,这一细分受到新兴科技的强力驱动,在近10年来的几段医疗产业风口上,都有它们起舞的身影。
CRO、CDMO在加快创新产品进入市场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这类第三方服务的市场份额一直无法称为“爆发”,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7年我国CRO行业市场规模约为559亿元,近五年的复合增长速度为19.5%。
综合来说,类似CRO、CDMO等第三方服务的市场规模至少要达到千亿元级别,产品创新方面可能会开始扭转“仿制为主”的局面。医药和器械研发领域会有更多玩家因为拥有推进产品上市的“加速器”,而更有动力去从事创新研发。
2、等科研转化和人才回流。
跨过这道坎,产品是否就能成功从构想走向市场?或许还不是,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这即是中国医疗产业摆脱“仿制大国”的又一道坎。
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曾列举出一组数据: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为5.5%,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在第2-7年。这意味着,国内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
尽管如今已经有不少创业公司去针对医学研究所和高校提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第三方服务,但总体来说,这还只是个“小”市场。比较直白地说,市场小是因为做第三方科研成果转化“难挣钱”,因为能够提供第三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人少,能够做出迅速实现回报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人也少。
但随着人才回流大潮开始,疯狂旋转的“怪圈”开始减速。受到中国GDP增速和海外移民政策的影响,中国自2016年开始兴起科技人才回流潮,其中就包括来自一大部分来自硅谷的高新技术人才。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超过300万人。
科技人才的回流一方面给国内医疗产业的创新带来了的源动力,另一方面,还在倒逼更高的科研成果转化率。然而,我们依然需要给它们留一些时间,走出“怪圈”,产生质变。
3、等付费群体变迁。
通常,我们把需求侧分为B端和C端,B端指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方,C端,即普通老百姓。
15年后,它们已经足够成为中国撕掉“仿制大国”标签的重要力量,在亿欧大健康看来,更为重要的是C端付费能力转变而带来的机会。
中国人口学家最新研究预测,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这同时意味着,彼时90后将迈过40岁的坎,相较于2019年的中年人,会更有消费能力,对于高质量生活产品的购买力也会更高。
在医疗产业,“为服务付费”而非单纯“为产品付费”的意识已经出现萌芽,加之商业保险的驱动,这一意识形态在15年后将会基本进入成熟期,彼时的医疗产业付费群体正是90后新兴一代。
当然,除了上述诸多驱动因素,不可不提的还有国家层面那双“看不见的手”。
《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针强心剂。在该份文件中,“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被圈入重点领域,在2017年工信部针对这份政策进行解读时,也提到,在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将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巧合的是,2035这个时间点刚好处在15年的节点,这是国家层面的“美好愿景”,也是未来中国制造能力将进入国际领先梯队的一种强暗示。
在给出“15年”初步预估的同时,我们还询问了几位行业人士,医疗从业者们对于时间的预估相对更乐观——将这个期限缩短至5-10年都有极大可能。
要寻找医疗产业“仿制”和“创新”的平衡点,从“0到1”最难,但好消息是,我们正走在“1到100”的路上。未来,我们也更应该对中国医疗产业存有信心、保持期待。
(京梦咨询创始人张京雷、亿欧副总裁兼亿欧智库研究院院长由天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