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毛泽东那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选择

100年前的1921年阳历新年，湖南长沙，大雪纷飞。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

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两次发言，后来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全书开篇。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在蔡和森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从1918年创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学会活动了三年多时间，前后大约有80多名会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新民学会成立大会旧址。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他还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把这篇发言作为《毛泽东文集》的开篇，是因为它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实际上，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专门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谈到：蔡和森主张用俄国式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萧子升等不赞同用俄式革命的方法，主张用温和的革命、教育的方法。毛泽东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而不同意萧子升等的主张，“我觉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作为开篇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用形象的十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苦涩的心路历程。自1840年以来，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

19世纪下半个世纪，中国人已经做过了多种尝试：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上层士大夫曾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下层民众自发掀起的义和团式的旧式反抗运动也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改造的方法，却意见分歧。蔡和森等主张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些会员则主张用教育作工具，实行“温和的革命”。8月，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分别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

万水千山走遍却不得其门而入，精神的苦痛折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仁人志士。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对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由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中说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而后，朱执信、陈望道、马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译述过马克思的学说。一批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文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这时的马克思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还仅仅是作为一种新思潮被介绍。

思想只有被实践照亮，才能根本影响人类的历史选择。

1914年，人类历史上一次世界性的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大劫后的满目疮痍，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那些曾经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就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那时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鲜明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种重要的新思潮。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两次演说。李大钊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那天，在李大钊讲演的现场听众中，就有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也就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当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在文化书社举行新年大会，会议进行了3天。经过激烈的商讨，大家终于同意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如何改造，毛泽东同何叔衡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并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记录的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部分)。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种学说不管怎样正确、怎样新鲜、怎样宣传，如果人们没有内在的强烈需要，它是不会成为历史选择的对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正好给了当时正在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一个全新的答案。

1921年的夏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几个年轻人，拿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以改天换地的气概，在上海悄悄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就这样起航了。

这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今天已经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