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新的疆域”吗？

(东西问)“新疆”是“新的疆域”吗？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电 题：“新疆”是“新的疆域”吗？

作者 刘姗姗

“新疆”在一些学者理解中，常被误读为“新的疆域”，譬如北美清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华健就曾提出“满洲殖民主义”观点。尽管这一论断是在对“殖民主义”重新定义基础之上，但用西方学术概念直接去套中国历史，往往让人感觉与事实有所出入。

“新疆”是“新的疆域”吗？

仅从“新疆”二字的表面意义，便否定新疆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认为新疆归入中国并不具备必然或天然性，这显然是一种概念上的误导。在时光流转中，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发生表面变化，而其性质是否随之突变则要谨慎辨别；只有从历史中定位、定义“新疆”，才不至于对这一地名的解释浮于表面。

如向上追溯，“西域”这一早期更宏大的名称基本涵盖了现在新疆广大区域。“西域”作为地名正式使用在汉代已出现，《汉书·西域传》中多有记载，而在此前，西北地区常称某地西北国等。无论“西域”还是“西北国”，都与中原王朝联系密切。

“新疆”用作西北地名始于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对自己有十项功绩无比骄傲，“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新疆”地名就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叛乱后产生，用于对天山南北一带的统称。此用意，一是乾隆为炫耀自己的“武功”；二是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行政体系，以便更好地管理战后旧地。

其实“新疆”一词之所以产生歧义，还有一个原因，即“新疆”不仅指代西北地区，在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频繁引用，只是对西北的称呼被一直延续而已。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好像清朝每平定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便可称之为“新疆”。这种想法显然谬误，准确地说，对“新疆”的定义应该是“故土新归”，新疆实为“旧地”，从汉唐起就在中国统治范围内。

乾隆以降至清末，“新疆”和“西域”也是混称的，表现了过渡时期的特征，直到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实行了行省体制，才基本代替“西域”一名。

为何要在新疆建省？

以地缘政治重要性而言，新疆地处中国西部，其东、东北和东南诸方与甘肃蒙古青海等地交界，南与西藏交界，西北、正北与俄国等交界，西及西南和阿富汗、英属印度交界，足见新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新疆处在英俄两帝国主义势力的交叉点上，一旦失守后果将不堪设想。

国内形势也面临严峻挑战。新疆是中国西北之屏藩，堪谓当时京师的第一重保障，而自19世纪60年代陕甘回民起义后，西北战火延绵数十年，城池化为焦土、人口损失惨重。可见，新疆收复对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以及维持清朝统治都是极其重要的。

从汉代到清代，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被统称作西域，从张骞“凿空”，到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中央王朝在西域与内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即便到了南北朝割据时期，中华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影响也并未削弱，吐鲁番地区甚至建立了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至唐代，西域更是被完全纳入唐王朝统治之下。元代在西域实行行省制，并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明代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西域自汉唐以来就与中原地区处于同一的政治结构中。

清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有效地保障了当地社会稳定。因此，新疆并非与中国毫无关联的所谓“新的疆域”。尽管地处偏远，中原的文化、制度始终能在当地扎根。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沙俄与英国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虎视眈眈，侵略之心昭然若揭。1865年阿古柏在沙俄及英国支持下趁机入侵新疆，沙俄更厚颜无耻地喊出“代为收复”口号，借机强占伊犁。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统治者意识到新疆关乎中国西北稳定，甚至影响京师安全，为此同意左宗棠出征西北。

1876—1878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势力，成功收复南北疆广大领土，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伊犁等地，但仍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领土。1877—1882年，左宗棠先后5次提议设新疆行省。与此同时，参与收复新疆的刘锦棠与陕甘总督谭钟麟也联名上奏，提出更符现实需求的建省方案。左宗棠等人收复新疆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快速恢复社会秩序，在此目标基础上，行省制变成了当时新疆的最佳选择。

1884年新疆建省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1884年，清廷在西域设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新疆”。但关于新疆建省的提议，并不是左宗棠等人平定叛乱后空前绝后的想法。早在19世纪初期，清代著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曾提议在西域设置行省，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建言实施郡县制以使新疆长治久安。之后，思想家魏源重申此事，并在《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文中表达了宜在西北置郡县的观点。

若回溯历史，在新疆实行郡县制更实非清代所特有，北朝隋唐时期即已有之。也非到了近代才再次出现，在龚自珍等人之前，乾隆帝就多次强调新疆“与内地无殊”，因此在修《大清一统志》时，要求将“伊犁之东西路，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和阗，撰新疆一门，次于直省之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镇西(今巴里坤)也都先后实行了郡县制。可见，晚清新疆建省毫无疑问是乾隆时期新疆观念的延续。魏源等人的主张不仅是清代统治政策的自然延伸，更是历代王朝边疆治理观念的延续与发展。

在行省制度前，清代新疆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并根据天山南北的不同情况再在具体操作上进行调整，这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此地区统治依据的“因俗而治”传统的体现，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清末新疆能够成功建立行省制度，就是得益于此前清朝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比较系统的治理政策基础；在晚清新疆百废待兴的前提下，相对成熟完备的行省制也就成为维护清廷在新疆统治的最优选择。

因此，左宗棠收复新疆与提倡建省的想法，反映了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丰富文化遗产和政治智慧的大国，在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对外策略的转变——从一种地方性、分散应对模式，向整合的对外战略转移，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行历史选择的自然结果。

1884年新疆建省充分表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疆土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新疆地区也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情况，但不论这些政权割据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