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搬迁：中国的现代愚公移山

新华社昆明/贵阳9月18日电 题：扶贫搬迁：中国的现代愚公移山

新华社记者王长山、王新明、李凡、林碧锋、彭韵佳、华洪立、韩松

33岁的云南昭通农民季义云曾经住在不通公路的大山里，她9岁的小孩上学要徒步3小时，清晨5点出门，遇到雨雪很是困难。

不久前，政府让她和其他贫困户搬到了山外安置点。“新学校就在楼下，几分钟就到。”她说。

她入住的靖安新区是中国最大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集中了从昭通6个县(区)贫瘠山区搬出的4万农民。

小区陈列馆展示了搬迁前的照片：灰色云雾笼罩的高山上，孤零零散落着茅草房或土石屋，崎岖小块土地上稀落种着玉米土豆，自来水和公路通达不了。

小区则是另一番面貌：十几层的高楼林立，分布着色彩鲜艳的学校、文化活动中心、商店和工厂。

像这样的万人以上搬迁安置点，昭通有9个。“昭通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97%的地域是山区，许多地方不具备生存发展条件，只能把人搬出来。”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说。

搬迁了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杨亚林称这为“现代愚公移山”。与愚公挖掉大山不一样，如今是政府在靠近城镇的宜居地建设新居住区。几年来，昭通搬迁了36万人。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让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剩下的500多万要在今年全部脱贫。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的国家。

全国各地采取的脱贫措施多种多样，易地搬迁是一个重要手段。这形成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规模移民。

据国家发改委透露，截至目前，“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有930万贫困人口乔迁新居，走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自然条件恶劣地方。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

5年来，与云南同处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成为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

贵州毕节的贫困农民杨青中2018年搬到安置点。他原住的山中土石屋仅有40多平方米，他和妻子、小儿子挤睡一张床，女儿们挤睡另一张床。

现在他家6口人住进了钢筋混凝土大楼，有四室两卫一厅，政府还为他们配备了电视机、电冰箱和厨具。

云南盐津县的搬迁农民邵光前说，现在可以天天洗澡了，以前一周才用木盆接水洗一次。

建房和搬迁的费用由政府支付，农民不用掏钱。他们要做的只是同意搬出来。

“但最初有些人不愿搬。”贵州省赫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于刚说，他曾任负责搬迁的县移民局长，“贫困户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怕没有吃穿、怕没有工作、怕受人欺负。”

赫章县整体搬迁了115个自然村寨。其中的拨拉组有32户、139人，住在海拔两千米的山上，进村只能走7公里的一条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农民靠种玉米土豆养不活自己，政府每年要发救济粮。

扶贫干部李天艳说：“全村就马贵学家工作最难做。他和妻子生病，儿子有精神疾病，只有儿媳是劳动力。家里还有3个孙女。马贵学不愿搬，怕出来后没地种。”

于刚说，干部们想了各种办法——找村民信任的熟人去劝说，为他们算“子孙账”“人生账”“经济账”，又让他们试住新房，干部还做担保，才打消了顾虑。

李天艳说，为帮村民搬迁，80名干部进山忙了15天。“老的老，小的小，人背马驮。床、柜、棺材，一并运出来。正值冬天，雪积凝冻。我们用挖掘机挖了一条路。有的村民行动不便，是坐在挖掘机的斗子里出来的。”

靖安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书记周祥说，搬迁那个月，他几乎没怎么睡觉，困了只在车上眯一会。

鲁甸县卯家湾安置点的干部马江涛说，刚搬来时，小区派出所接警最多的，是找人。“山民第一次见到楼房，觉得长得差不多，许多老人走失。”

于是，干部们在每栋楼的墙上画上猫儿花儿等图形，以方便辨识。

杨亚林最操心的是就业。“能务工的尽量务工，我们组织搬迁户去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打工，解决他们搬迁后的生计问题。”

由山民变成新型的城里人

贵州毕节的搬迁小区柏杨林街道的新楼里贴满务工需求。街道办事处主任唐玉江说，小区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不停联系推介省外工作岗位。

年纪大些、行动不便或有其他困难的人，则在小区新建的扶贫车间上班。56岁的杨青中以前打工受伤落下残疾。街道安排他在扶贫车间学编藤椅，现在他一天能挣45块钱。

马贵学的儿媳卢国敏来后，先后在食用菌基地和家政服务中心工作，月收入1300元，养鹅还月入600元，又在政府建的大棚种菜，供一家人食用。

唐玉江说，今后的目标是要让搬迁户过渡到城市居民。

但与真正的城里人相比，搬迁户收入还是偏低。杨青中说，猪肉涨价，他今年没舍得怎么买肉吃。

杨亚林认为，需要发展更多的产业来改变现状。昭通正规划建立近万个蔬菜和食用菌大棚，提供一批就业岗位。苹果、竹子、马铃薯、特色养殖、天麻、花椒“6个百亿元”产业也发展起来，招工时优先考虑搬迁户、贫困户。

相对于物质条件，更难改变的，是山民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

在安置点出现了一个新职位：楼栋长，由搬迁户中能力强、有责任心的人担任。这相当于原先的村民小组长。

46岁的云南镇雄县搬迁户冯登友曾在浙江打工，见过世面，他担任了两栋楼的楼栋长，为几十户人服务。

“工作比村民小组要多得多。”他说，“要教大家不要高空抛物，要教老人学会用水电，要去看望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以前在山里，住得分散，夫妻发生口角，没有人管，但现在要去调解。打架吵架影响别人。”

杨亚林说：“扶贫搬迁的根本目的，不仅要改善生计，更要改变人自身。”

卯家湾安置点建起了一家书店，管理人员也是搬迁户。书架上有几百种书，从鲁迅的杂文集到刘慈欣的《三体》都有，独具特色的是实用农技工技书。

彝族妇女王琳搬来后，在假发厂找到工作，空闲时则去社区广场跳舞。“山里不可能跳广场舞。我很乐意在表演中加入彝族元素和乌蒙山歌。”

季义云在创业服务中心上班，负责组织搬迁户唱歌、跳舞和奏乐。她是主动申请做这项工作的。

“搬迁后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能展现自己，否则都无人知道我还会唱歌。这让我增添自信，也学到很多东西。为大家做事，帮助人，很快乐。”她说。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