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和小贩的日与夜：再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

城管和小贩的日与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0.9.14总第964期《中国新闻周刊》

70岁的摊贩王天成看到城管派出大批人马来执法，测量自己占道经营的地摊面积，愤而把自卖的西瓜往地上一摔，冲上前去大声叫骂，往能够得着的城管脸上吐口水，追着正摄像的城管干部就要打，几个人都拉不住他。配上中国鼓的轻快鼓点，这成为了颇为诙谐的一幕，让整个影院哄堂大笑。

8月28日，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拍摄的《城市梦》在全国上映。与他曾经拍摄的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的《请为我投票》，以及在豆瓣评分9.5的《生门》一样，他仍然用无干涉跟拍，无解说旁白的方式，将他观察到的社会问题、人生百态蕴藏在影片中。这一次，他的镜头聚焦在中国因快速城市化而产生的城管难题上。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超过2亿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建了高楼大厦，支撑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我们不应该把他们隔离在城市主流人群之外，他们做了40年的‘城市梦’，城市要给他们一个说法。”陈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是为了这场“城市梦”，王天成和城管们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对抗”，这些对抗使影片自始至终带着喜感，但笑过之后，又不免让人感到痛和伤。患有脑梗的王天成已经70岁，妻子是癌症晚期患者，儿子是失去右手的残疾人，为了保住一家五口人赖以生存的营生，王天成拼着老迈的身体张牙舞爪地去“战斗”，叫喊着“我老头子不畏死”。他的儿子王兆阳说，老头为了保护他们，像个不畏“强敌”的老母鸡。

所谓的“强敌”们也是为了“城市梦”，正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队长胡毅峰常念叨的：“城市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在这场拉锯战中，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就像并非只有黑与白的现实生活，一切复杂而难断。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

《城市梦》的构思始于2014年，《生门》的拍摄接近尾声，制片人戴年文和陈为军商量着开始寻找下一个拍摄题材。那一年，武汉城管在经过3年的“城管革命”后，“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柔性执法”方式经常被媒体报道。在武汉，城管似乎不再是“人间烟火气”的反面。

摄制组感到这是个很好的切口，大量人口突然涌入城市，城市该如何管理？发生矛盾似乎是必然，但矛盾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武汉城管的改革说明他们具有开放的思想，有接受拍摄的可能性。” 戴年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协商的过程非常顺畅，时任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同意拍摄，经过武汉电视台的帮助，最终摄制组将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选定为拍摄主体。当时，正赶上洪山区鲁磨路按照城市规划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自然成了最佳拍摄地点。戴年文说：“发现老王也一点不费劲，老王是那条街上的名人，是最大的钉子户，简直是地摊王。”

王天成一家从河南农村到武汉谋生已经14年，日子最艰难时受到城管的帮助，以鲁磨路一个报刊亭为落脚点开始了地摊生涯。从最开始的打火机、鞋垫，逐渐发展成集水果、日用杂货、服装鞋帽为一体的综合型地摊，面积自然远超报刊亭的范围，占据了大片人行路，附近的店铺也学着纷纷出店占道经营。凭借与城管多年的“斗争经验”，王天成成了摊贩中的“领军人物”。如果不拿下王天成，鲁磨路的清理就无从谈起。

摄制组将拍摄团队分成两组，一台摄像机跟拍城管，另一台跟拍王天成一家，每天跟拍从清晨直至深夜，拍摄了一年时间。

在影片中，王天成的对策就是蛮横，利用自己的高龄和家人的病残做筹码。城管的方式是“智取”，派出“便衣”以北大青鸟招生作为掩护“埋伏”在王天成的摊位边，估算水果摊的实际收入，开大小会研究如何做通王天成一家的工作。

明知镜头在拍摄自己，人能多大程度表露生活中的真实？有人担心无论是王天成的“横”还是城管的“忍”，会不会都掺杂了“演”的成分？

制片人戴年文认为，如果片子中城管的忍耐和包容是演，“那么王天成一家在摄制组没有跟拍的那十几年，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又是怎么把摊子壮大成现在这样？”至于王天成，戴年文说：“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人来疯’，围观的人多他闹得更厉害，这是他的性格。”

导演陈为军知道，有些人拍摄纪录片会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一个月或是一个季度去跟拍几天，连续去几个月或几个季度，也可以说片子拍了一年或几年，但他不喜欢这样，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实实在在地日日跟拍，不做任何预设，没有任何干预。“人可以演一天或几天，但不可能天天演”，他相信这种“笨”办法得到的是拍摄对象最真实的状态。

“如果每次只拍3、5、10天，那拍出来的是导演制造的故事，得通过写稿子写解说词去圆，甚至需要被拍摄对象去演，去走位。只有和拍摄对象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才会看到生活里的真实。日常生活好像挺无聊没有任何冲突，但只要时间跨度足够长，把日常的普通生活浓缩到一起，情节和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出来。”陈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相信生活，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未知，生活才是最好的编剧。”

“再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

每天跟拍让被拍摄的人物逐渐习惯了镜头的存在，陈为军得以深入他们生活中最细微的纹理，让片子呈现出许多动人细节，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城管与小贩“斗法”的简单故事。

在城管面前总是高声叫骂状态的王天成，会每天给老伴熬好药，再端到摊位上，还要细声细气地嘱咐：“有点凉了，兑点热水再喝。”

回老家开贫困证明时，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回忆起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右手，“300多吨的液压机落下，一下就没了。”他只拿到了社保支付的两万八千元，工厂认定是操作失误，一分钱也没掏。一家人在农村无法继续生活，这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到武汉谋生。如今已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上初二的女儿从未回过老家，在精神上已经是地道的武汉人。

看着已经离开了十几年长满杂草的破败老屋，王兆阳的妻子说：“就算再艰难再困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我捡瓶子捡垃圾都不回来了。”

王天成所有“战斗”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为了孙女，“我必须要她在这样好的一个学校里读完书。最好还能读个大学，然后再找个婆家。这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城管们虽对王天成强硬占道的行径不认同，却能理解且关照他们的梦想。当王兆阳和城管们聊到各自的孩子教育问题，彼此会心一笑，他们不再是“对手”而是心境相同的家长。时任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也以帮王天成一家找到“城市梦”的更好“解法”为目的，规划城管的工作思路：“对于王天成和他儿子来讲，他们还是河南人，但对孙子来看，已经是武汉人了。他要用武汉的思路，用城里人的思路来看怎么谋生。”“占道经营毕竟是暂时的行为，长久不了的，入室经营才是合法经营，那才是安全的、可靠的，那才是真正城里人过的生活。”

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生门》等作品一样，陈为军并不直接表达某个观点，而是客观克制地在大量入微的细节处展现人生百态和人性的善良，赋予影片一种悲悯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城管还是摊贩，在他的镜头里都有血肉，都有温度。

陈为军也不喜欢为观众细致地解析自己的影片，他说那样反而会把观众的理解限制进一个很小的范围。他认为看纪录片的人，知道这些是真实的故事，就会对应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被触动的点自然不同，观众与影片之间会如何化学反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该由导演来引导。

“就此别过”

陈为军1992年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1994年，他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二十多年的纪录片生涯，他偏好关注各类社会议题，用最诚实的方式跟拍被拍摄者，这种耗心竭力的拍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健康。

由于《城市梦》的拍摄与《生门》的拍摄几乎无缝连接，他在2015年《城市梦》拍摄完成后才开始剪辑《生门》，当2016年年底《生门》剪辑完成，陈为军的身体也吃不消了，看着《城市梦》长达600多个小时的素材，他认为自己无法再完成这样大工作量的后期制作。2017年《生门》上映时，陈为军曾多次向外界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部片子。随后，他到国外治病、养病。

在制片人戴年文的鼓励下，陈为军在养病期间还是捡起了几乎要放弃的后期工作，与戴年文带领的后期团队一起远程办公，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梦》的所有后期剪辑。又过了两年经历十几次修改直到今年7月，《城市梦》才过审拿到龙标。

在登陆国内院线前，《城市梦》已参加过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还获得了纽约纪录片展的评委会大奖。在多伦多电影节，原本计划只放映三场，但由于获得颇多好评，场场座无虚席，又加映了两场。戴年文透露，国内上映后就要开始运作该片在美国洛杉矶的上映事宜，准备参加明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长片奖评选。

在国内，8月28日《城市梦》上映后的排片情况却非常不理想，仅有个别影院在上映的最初几天有个别场次的排片，之后就再难以在观影App上找到。对此，戴年文深感无奈，“中国电影市场对纪录片一直都不是太友好”。但他还是坚持要在电影院放映，“这片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能因为它长得不那么好看，就不给它买身花衣服穿吧？何况，我们这片子的每个细节都是仔仔细细按电影的标准做的，在电影院放映是它应得的权利。”

片尾曲选择由说唱歌手孙八一原创RAP是戴年文的主意，他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人关注纪录片，他认为那些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的梦想和老王是一样的，“既要保持自我，也要能够适应、融入这部大的‘机器’。”

这部影片也成为陈为军真正的告别之作，8月11日在武汉举办的首映式上，仍在国外养病的陈为军给戴年文发来一段视频，与喜爱他纪录片的观众道别。他在视频中说：“我想说的都在片子里，这是我告别二十多年纪录片生涯的一个机会，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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