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将全面完成国家公园改革目标任务 当地有何变化

广纳百川，方成大江大河（三江溯源·见证国家公园的成长①）

楚玛尔河与玉珠峰。本报记者 姜 峰摄

格拉丹冬雪山东坡的岗加曲巴冰川。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玉珠峰下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编者按：美丽而神秘的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保护好这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对全国乃至全球都意义重大。2005年，我国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按照试点规划，今年，三江源将全面完成国家公园改革目标任务。目前，各项工作推进是否顺利？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哪些改变？让当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本版今起推出“三江溯源·见证国家公园的成长”系列报道，见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

初秋，烈日耀目。

海拔6621米的格拉丹东雪峰脚下，冰塔、冰桥、冰脊，千姿百态，仿佛一座水晶宫殿。这里，是姜根迪如冰川，也是长江之源沱沱河的发源地。冰川边缘的冰钟乳上，一滴融水落下，汇入淙淙溪流——由此，这滴水将开始一场旅程，一路向东，奔腾万里。

若用一个字形容长江源，广，再合适不过。地处巍峨的昆仑山脉与唐古拉山脉之间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涉及青海治多县、曲麻莱县共15个行政村21143人，面积达9.03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的73.35%。

另一方面，广，也意味着更为多样的生态类型、更为复杂的治理保护工作：从对冰川、高海拔湿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到对退化草场的修复，再到当地牧户的脱贫攻坚……无一不考验着治理者的能力。

一个保护站和一位“饲养员”

长江源头的奇峰之畔，平均海拔在4888.1米以上的可可西里，作为全国最大的无人区之一，虽人迹罕至，却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过昆仑山口，沿着青藏公路向西南行驶。广袤的草场、蜿蜒的河流，映衬着远处的巍峨雪山——这是独属于高原的美景。

“藏羚羊！”“野驴！”同行者不时惊呼。

神秘的高原精灵，竟接二连三出现在公路旁。不时有路过的人下车拍照，路旁的藏羚羊也不怕人，低头继续吃草，画面很是惬意。

“2006年刚来索站工作那会儿，来这里的游客都会问我们，‘怎么见不到藏羚羊？’现在，大家都是拿着自己在路边拍的照片来问我们，‘这是藏羚羊吗？这个又是什么动物？’”说话的是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刚刚31岁，已经在保护站工作了14年。从保护站的历史到如今的巡山、救护藏羚羊等工作，龙周才加都再熟悉不过。

索南达杰保护站，因上世纪90年代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烈士索南达杰而得名。这些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数从最少时的不足2万只，增加到如今的7万多只。对藏羚羊的保护，是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一代代巡护员的努力，2006年以来，可可西里再没响起过盗猎者的枪声。即便如此，巡护队员的工作依然非常危险。

“深入无人区巡山、打击遏制盗猎行为，是保护站设立之初的重要工作，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重要职责。”龙周才加说。

在保护站宣教展厅贴着不少队员巡山时的照片，其中大半是推车、抬车、修车的画面。龙周才加告诉记者，在可可西里巡山，最难的便是路，“山中其实就没有路，巡山途中，车子陷进地里是常有的事。有的时候车子陷得深，还得在底下垫沙袋。甚至连我们带的帐篷、自己穿的衣服，有时也要一并垫到泥沼里，才能把车子弄出来。”

“帐篷、衣服都垫下去了，夜里怎么睡？”记者问。

“找块干的地面睡呗。有时候天气太冷了，或者是遇到野兽了，大家就缩在吉普车里过夜……”龙周才加说得轻描淡写，但他没有提到的是，在保护区核心区布喀达坂峰下，海拔达到5000多米，氧气更加稀薄，夜里气温常常会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杳无人烟、没有信号——在这样的环境里，巡山一个多月，有时甚至要直接在地上睡，其中艰苦无法想象。

“保护站的工作这么苦，想过离开吗？”记者追问。

“其实，这里的‘甜’也很多的。”龙周才加告诉记者，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也落户于索南达杰保护站，救助落单受伤的野生动物同样是保护队员的日常工作之一。

“落单的小藏羚羊很难生还，所以我们巡山时如果遇到了，会带回来养到一岁左右再野化放归。”提起小藏羚羊，龙周才加俨然是个专业“饲养员”，“我们平时给它们煮牛奶，喂之前要试一下温度，手太凉就用脸试；每天要观察它的粪便正不正常；白天还要带出去散散步，否则不精神……”

据统计，截至目前，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累计救助了上百只藏羚羊。此外，还有受伤或迷途的野牦牛、藏野驴、兔狲……

一棵树和一所小学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的一个小院里，有一棵白杨树。记者来到小院时正值中午，站在树下，烈日被茂密的树叶遮住，让人顿感清凉。这是治多县人工种植成活的第一棵树；这个小院，便是索南达杰的故居。

治多县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五月解冻，八月草黄”，冰冻、雪灾频繁……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只有些天然的灌木和柏树，植被稀疏。老百姓也不种树，因为“种不活”。

但当年的索南达杰不信——当地没有幼苗，便从称多县移植；气温低会冻坏幼苗，便搭个大棚遮挡寒风……3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这棵白杨早已比大棚高了许多，哪怕是凛凛寒风，亦无法动摇其根基；而这里，也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参观点”，学生、市民、游客……大家来这里凭吊英雄，从这树、这房、这些未变的陈设里，体味前人保护生态、留住绿色的热血和决心。

来这里参观的，还有一群来自附近吉尕小学的孩子。

走出小院，车向南行不到10分钟，便来到吉尕小学。这所寄宿小学有在校学生700多人，主要为治多县的牧民子弟。除了日常的学习，这里的孩子们还有一门特殊课程：生态道德教育课——或在教室里，或在山水间。

走入学校里专门布置的生态教室，学生们用废旧物品制作的小工艺品摆满玻璃展柜；照片墙上，有三江源的奇峰丽泽，也有高原独有的奇花异兽。

“这个是用废旧纸盒做的小卡车，这个自行车模型的轮子是废旧光盘，这个房子是孩子用旧塑料和毛线做的……废物再利用，减少浪费还能锻炼动手能力。”专门为孩子们教授生态道德教育课的闹布老师，一样样介绍着展柜中学生们的小作品。

“我们的课程内容多样，孩子爱听，我们自己也有成就感。”闹布老师告诉记者：课堂上讲授环保知识，户外体验美丽山水、观察鸟兽，一样都不能少。

环保理念影响的不仅是孩子。“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家庭，再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让居民树立环保意识，保护好我们的家乡。”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委会治多管理处专职副书记才仁闹布说。

一个扶贫车间和两次再就业

治多县产业园扶贫车间，噶嘉洛利众服装加工有限公司的厂房里，日代正在缝纫机旁忙碌着——放在几年前，日代想都没想过，祖祖辈辈放牧的他，会从马背上走进厂房里。

那会儿日代还住在索加乡当曲村。“放牧，其实就是靠天吃饭，但后来，草越来越少，老鼠越来越多，牛羊也受到影响。加上我腿上有残疾，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难。”

第一次转机，出现在2017年。

那一年，日代搬到了治多县城，成了一名生态管护员。自此，日代开始了对草原设施、环境卫生等的定期巡护，同时还要对采石挖沙等行为进行制止、上报等。从这会儿起，日代每个月有了1800元的固定收入。

也是在2017年，治多县建起产业园，拥有多年服装加工经验的仁措带领团队入驻了园区的扶贫车间，成立了噶嘉洛利众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按照协议，车间里的厂房和设备由政府投资、以贫困户入股的形式投入；仁措的公司则需要在公司里为贫困户提供岗位，带动48户贫困户脱贫。

2019年4月，日代作为贫困户正式进入车间工作，这也成为他的第二次转机。

但很快，信心满满的日代就受到了“打击”：“我之前在家里也会缝缝补补，觉得做哈达、衣服都不是难事。但到了这里才知道，公司对衣服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很多技能都得重新学。”

日代郁闷，仁措也着急。

来公司工作的贫困户，大部分都是牧民出身，技能不行还不是最麻烦的，工作习惯问题才更让仁措头疼，“牧民自由惯了，刚来时，无法适应工厂里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再加上很多人语言不通、不认字，仁措面对的难题一个接一个，“再难也得把事情干成。语言不通，我就给大家当翻译；技能不行，我们可以请专业老师；工作节奏不适应，我们就天天给大家作动员……”

“要致富，最关键的还是这股劲儿。”仁措告诉记者，现在，大家工作状态越来越好，去年底还拿到了分红，干劲儿越来越足。

“现在，我每个月有1500元左右的工资，年底还有分红；生态管护员的工作主要由我妻子在做，每月还有1800元。”日代说，“以前，过日子靠老天，过一天算一天；现在过日子靠自己，越是过得好，就越想过得更好！”

日代的新生活，也是长江源众多牧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自2016年6月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管委会实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设置，共设置6914个公益岗位，实现园区内治多县索加乡、扎河乡，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叶格乡贫困户“一户一岗”全覆盖，2019年共发放管护员工资报酬14934.24万元。此外，针对各管理处区域内搬迁移民贫困户后续产业问题，当地还成立了以生态产业合作社为主要模式的裁缝店、洗车店等营业点，2019年，仅治多管理处就实现了产业收益172656元。

离开扶贫车间，记者继续驱车前往曲麻莱县。沿途，阳光明媚、绿意盎然——当地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路边绿意，有的几年前还是“黑土滩”，“现在不一样喽！黑土滩变成绿地毯，风景好了，日子也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刘成友申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