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两弹城 感受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

夏日川北，群山环绕。

7月28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召开首届最美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爱国拥军模范、拥政爱民模范、最美军嫂表彰大会，以这种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

拥军优属、军民共建历来是梓潼的传统。在梓潼县长卿山南麓，一幢幢红色砖瓦建筑掩映在苍松翠柏间，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中国两弹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机关旧址。继青海金银滩原子城后，两弹城成为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

1999年，23位为国家“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于敏、王淦昌、邓稼先等8位获奖者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揭开尘封的历史，追寻前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感受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追寻跨越60余年的精神传承。

邓稼先带领团队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图为研究人员在进行原子弹科研攻关。胥德勇 供图

“我愿以身许国”

20世纪60年代，一支神秘的队伍抵达梓潼县长卿山的密林深处。他们在这里建起占地上千亩的厂房，还有与之相连、长约1000米的防空洞。很快，一批批职工入驻，最多时达到两万人。从此，他们在这个小山沟里肩负起研制中国核武器、增强国防力量的历史使命。

1969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梓潼，1992年又迁至绵阳科技城。23年间，前辈们在这里隐姓埋名，克服多种困难和干扰，先后组织完成20余次核试验的实施，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开展了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项目。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在两弹城正大门的门柱上，刻着这样一首诗。这是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依然心念国家的核试验情况。当它被再次吟诵，仿佛也带人回到了当年核试验的现场。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有15次都在现场亲自指挥。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34岁的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当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后，轻声对身旁的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

许鹿希沉默了，邓稼先也沉默了。良久之后，邓稼先才嘱咐了许鹿希几句话。

几十年后，许鹿希依然对这几句叮嘱记忆深刻：“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许鹿希说，丈夫说这句话时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两弹城中，邓稼先和王淦昌的旧居仍在。王淦昌的旧居中，至今存放着一个行李箱，上面写着“王京”二字。关于这个名字的秘密，曾经隐藏了17年之久。

王淦昌曾经在国外工作，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1961年，刚刚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投入祖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这个决定对他而言，意味着要从自己熟悉且已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转换到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上。猛然间，王淦昌的脑中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

没有多想，没有犹疑。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由于这是一项绝密任务，王淦昌为避免自身知名度带来的影响，便改名“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奔赴一线。就这样，这位名扬中外的实验物理专家从科技界悄然“消失”了17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

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这个人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于敏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当他带领科技人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当即给身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便问：“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正是于敏出于保密考虑，使用了只有彼此间才能听懂的隐语，以此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20世纪60年代，装备简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计算速度为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科研工作者为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几乎每周召开学术讨论会，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会上，不论是业已成名的专家，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大家在氢弹的秘密面前，一律平等。谁有了新想法，谁就登台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如遇有不同意见，一场争论就此展开，甚至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谁说的对，大家就听谁的，彼此也从中受到启发。就这样，很多好的想法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产生出来，许多种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也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了出来。

1965年9月，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计算机对加强型核航弹进行优化设计。令人难忘的“百日会战”由此开始。

那个年代，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宝贵。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将计算结果存储在计算机的磁鼓里。一旦机器跳动，就把前一时刻的计算结果取出来，作为初始条件，由计算机重新计算，以此减少机时损失。但这样一来，机器就离不开人。机器24小时工作，人也要在一旁睁大眼睛，盯着纸带上打出的计算结果。

为此，物理工作者与数学工作者混合编组，一同到计算机房算题。数学工作者负责把程序输送到机器里，并时刻关注程序的运行情况，物理工作者则负责监视计算结果是否合理，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首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梓潼县利用两弹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文化，将其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为8月1日，社会各界人士到基地缅怀两弹元勋。王柯利 摄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得太远”

在青海时，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区，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摄氏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迁往川北地区后，虽然风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地处盆地，阳光本就少见，再加上办公地点周围被高山环绕，工作人员即使能看到太阳，也仅仅是中午的一两个小时。

但清苦的生活阻挡不了科研工作者前进的脚步。

王淦昌曾成功领导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在承担第一次任务时，王淦昌已年逾花甲，但他仍深入车间，和工人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同样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较为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了解后，很为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并分析原因，采取了相应措施。最后，大家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过程中，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对国家高度负责，对科研极端严谨，这是参与“两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坚守的科研底色。

曾有一次，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像预期一样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没有爆炸。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

邓稼先清楚放射性钚对人体的危害性，仅仅1克的钚就可以毒死100万只鸽子，而且医生也对进入人体的钚无能为力。但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仍然决定亲自去找。

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到了事故发生地，他一下车就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碎弹。他激动地用双手捧起碎弹片，完全忘记了钚的危害。

邓稼先于1985年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期间，他动了三次手术，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弥留之际，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得太远……”

“不让那一代人悄然离去”

时至今日，两弹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时代风貌。大礼堂、将军楼、邓稼先旧居、战备防空洞遗址等保存完好，为那段充满“硝烟”的红色岁月平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

在邓稼先简朴居室的墙上，一份装裱起来的手稿复印件格外显眼，其内容是对一份报告的修改建议。

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强忍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提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

不论在生命的哪一阶段，始终心系祖国，这是两弹功勋共同的精神高地。

如今，两弹城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身为两弹城的一名讲解员，田玉娇对我国杰出的实验核物理专家胡仁宇的到访，印象深刻。

胡仁宇于1983年被调至两弹城工作，1985年接替邓稼先担任代理院长。在核爆近区测量某高难度技术方案的审定和实施过程中，胡仁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共组织6次核试验，全部亲临现场参与组织指挥，为确保每次试验圆满成功作出历史性成就。

“那真是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胡仁宇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万众一心知道要干这个事。没有一个人为名为利，白天黑夜都在干”。

2018年9月5日，胡仁宇被邀请至两弹城参加活动。那天，当地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异常阴冷。考虑到这位耄耋老人的身体和安全，工作人员打算让其在露天举行的仪式上短暂停留后，便到室内休息。

让田玉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人十分倔强，不听从任何人的安排，执意穿上雨衣，拄着拐杖，矗立在雨中，深情凝望战友王淦昌的铜像，纹丝不动。而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行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小路上，徜徉在他们工作过的空间里，述说那段历史，传承那种精神。”田玉娇对记者说，“我相信，不让那一代人悄然离去，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声。”

在绵阳，“两弹精神”凝聚起报国初心与壮志豪情，成为当地人砥砺前行的不朽丰碑。

依托两弹城，绵阳建立起四川省廉洁文化基地。

绵阳市纪委监委围绕“两弹精神”的文化内核，提炼廉洁主题，挖掘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故事，将廉洁文化有机融入“两弹精神”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涵之中，赋予基地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梓潼县纪委监委定期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参观廉洁文化基地，聆听两弹城科学家们的廉洁家风故事，进一步增强廉洁意识。在廉洁教育馆内，县纪委监委干部通过声光技术和多媒体技术，重温我国波澜壮阔的核武器发展史，感悟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国国防科技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们要充分利用廉洁文化基地开展廉洁教育，让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洗礼，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做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梓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唐扬表示。

草木葱茏，红墙依旧。

在时光的淘洗下，那段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愈发光彩夺目。(本报记者 付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