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变下科学家的创新之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喻菲 李宓 全晓书)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利用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获得世界上迄今最精确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组织的“外媒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活动上，中科院副院长侯建国向众多外国媒体记者表示，中国科学家近年来不断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在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些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也造福于世界；而这些科学成果背后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既是中国巨变的亲历者，也是中国发展的推动者。

成长，中科院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诞生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新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双学位博士都是从中科院走出来的。

根据此前发布的“自然”指数数据，从2012年开始，中科院已连续7年位列该排行榜全球第一，保持着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

侯建国说，中科院历来重视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配合“一带一路”和“率先行动”等重大决策部署，布局实施了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海外科教中心建设、国际伙伴计划、国际人才计划、“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中科院已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区创建了10个海外科教合作中心。率先实现中国科技“走出去”并“站得住”，与所在国在科技合作方面实现深度融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技普惠成果一同助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红梅(右一)在向外媒记者介绍实验室情况(王晓亮摄)

初心，回祖国拓展基础研究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周琪回忆起童年时代，满大街都能见到这样的海报——“我们爱科学”。“那个年代，我们最大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

1998年周琪博士毕业后前往法国深造，在法国生活近四年后又举家回到中国。刚回国的时候工作条件非常简陋。很多国外同行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回到中国。

“我很认同这句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作为科学家，我不仅想从事科学研究，也希望为祖国做贡献。而且我从不相信，科学只能靠大而豪华的平台才能做出来，科学研究主要在人、在思想。”

参观周琪团队的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外媒记者们发现，实验室在今天依然不算“豪华”，一些周琪十多年前从国外带回来的设备还在使用。

然而在这样简朴的实验条件下，诞生出了一项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在国际首次获得体细胞克隆大鼠、首次证明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发育全能性；创建多种新型的干细胞系；实现小鼠同性生殖等；建立国内首家临床级胚胎干细胞库，领导启动国际首批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功能细胞的临床治疗(帕金森氏病)研究，领导制定和发布中国首个干细胞通用标准等。

周琪在与记者们交流时谈到，有些人只愿意花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样是什么都做不好的，科学家必须攻坚克难。

“对于科学家而言，责任只有一个：探索未知。在干细胞再生这个领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希望在没有路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路来。真正能走远的科学研究一定是自主创新的。我们未来的规划依然是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保持探索未知的勇气。”周琪说。

来自喀麦隆的阿诺德(右一)在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向外国媒体记者介绍自己的工作。(王晓亮摄)

开放，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和周琪一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中科院院士高福也曾在国外留学。在英美生活了十多年后，高福回到中国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经济上的进步需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高福说。

他向外媒记者介绍，其实验室的工作专注于病毒跨种间传播机制研究，例如禽流感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的；来源于蝙蝠的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完全是动物源性病毒，为什么也会感染人类。

高福团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阐明了H5N1、H7N98、H10N8等可以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的分子机制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分子机制。目前该团队正在研究各种病毒的中和抗体，包括寨卡病毒、裂谷热病毒和黄热病病毒。

“如果我一直在英国或者美国工作，也许能成为某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是在中国，我可以选择一个大的领域，现在就同时在做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我还做了很多管理工作。”高福说。

目前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负责整个中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工作，也负责与非洲和其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

“因为中国的开放政策，在中国工作，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科研人员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高福说。

巨变，为新问题寻找新方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了沧桑巨变。新时代的中国科学家正在为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断创新，寻找科学应对之策。

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到2015年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经历了历史性调整。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红梅说，在全面二孩政策环境下，高龄产妇的增多、新生儿出生缺陷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不容忽视的生殖健康问题。

她向前来参观的外媒记者介绍，其实验室目前主要研究胎盘的发育。“我给自己职业生涯设定的目标是，研究清楚人的胎盘是如何形成的，人的不同细胞类型如何汇集成胎盘的功能，胎盘功能异常对胎儿的影响，胎盘干细胞是否能在临床治疗疾病等问题。”

面对2018年开始在中国蔓延的非洲猪瘟，34岁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一介绍，中科院正在规划非洲猪瘟相关研究。

非洲猪瘟并非新的病毒。由于之前仅有少数国家受到非洲猪瘟的困扰，科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很肤浅，所以发现100多年了，还没有研制出特别有效的疫苗。

“我们希望对非洲猪瘟开展病理性研究。鉴于病毒会在流行中进一步发生变异，我们更要做好长期攻坚的准备，开展更多基础性研究。”施一说。

施一也是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8年12月这个重点实验室成立时只有大约50人，目前已发展到300多人。实验室里最年轻的研究员只有32岁。日益壮大的科研力量让这个实验室能与国际同行一起进行世界最前沿的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

中国不断改善的科研环境不但唤回海外学子，也吸引了大批外国科学家到中国开展科学研究。

来自喀麦隆的阿诺德在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希望能找到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等冠状病毒的抗体。

“对那些想成为优秀研究人员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实验室。” 阿诺德说。

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再生与代谢研究组组长黄仕强来自新加坡。他说，新加坡的科研经费比他刚到中科院时多一些，但与这边团队成员合作起来更有志同道合的感觉。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伟说：“我们跟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科学家没什么大的不同，我们都对自然界的生命感到好奇，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