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

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在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一大批外国记者深入中国敌后根据地和抗日前线，用笔和镜头忠实记录下中国人民的浴血抗争，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

埃德加·斯诺

感受中国革命希望之光

本报驻美国记者　胡泽曦

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霍尔姆斯街上，有一座树木葱茏的院落。这是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所在地。1905年7月19日，斯诺在这座城市出生。没有人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并写下《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这一经典之作。基金会主席詹姆斯·麦克库思科对记者表示，“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纪独家新闻’”。

斯诺与中国的结缘始于一次旅行。1928年，斯诺与友人从纽约出发，原打算进行一次全球旅行。然而，在中国逗留的几周改变了他整个计划。当时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将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变化？年轻的斯诺急切想要寻求解答。

经过思考，他决定留在中国，向世界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10余年间，斯诺遍访中国各地，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伤害，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历史。

1936年，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对耳闻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实地采访。在边区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斯诺详细阐释了对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红军战士、各界群众也与斯诺热情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革命理想。

边区的生活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始终积极向上，这让斯诺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希望之光。他为英美报纸撰写了一系列报道，并于1937年在伦敦结集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斯诺笔下的边区充满了面向未来的昂扬精神和为民族求解放的高尚追求。他力图还原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生活的真实图景，其中也不乏当地饮食住宿、房屋摆设等生动的细节。该书问世后，1个月内就在英国售出10万册。西方民众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感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斯诺的作品不只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窗，也让更多人理解了中国抗战对世界的重大意义。在他的影响下，包括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等一大批外国友人先后奔赴延安。

斯诺一生都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数次访华，把向世界介绍中国作为自己的使命。1974年，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在其家乡设立。该基金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埃德加·斯诺研讨会，至今仍为中美两国民间友好交往持续贡献力量。

（本报华盛顿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倾尽一生书写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李欣怡

1951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夫妇收到邀请，希望他们回到中国参与新中国建设。两人辗转从美国取道波兰，经过49天的海上颠簸，到达天津港。直到2005年去世，爱泼斯坦再未离开中国的土地。

爱泼斯坦自幼在中国长大。1917年，年仅两岁的他随父母从波兰流亡到哈尔滨，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出于对写作的浓厚兴趣，爱泼斯坦16岁便投身新闻工作。1937年，作为美国合众社雇员，他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

上海、南京、武汉、广州……1937年到1938年间，爱泼斯坦在中国各地采访。他目睹了城市被日军轰炸沦陷等残酷景象。日军的暴行让他受到强烈冲击，也让他愈发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1938年4月，爱泼斯坦赴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让他感到振奋。他激动地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胜利。”

这两年的采访经历为爱泼斯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1939年，他的首部著作《人民之战》在伦敦出版，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初期的成绩。埃德加·斯诺对该书赞誉有加，称其为“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

1944年，爱泼斯坦深入延安及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7周的采访。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流，还参观了南泥湾等地，近距离观察当地军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当地民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让他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此次访问后，爱泼斯坦陆续写就了30多篇报道，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引起极大的国际反响。

抗战后期，爱泼斯坦曾短暂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劳工札记》等著作，力图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

再次回到中国后，爱泼斯坦于1957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在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继续致力于记录中国的发展变迁，参与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等重要党政文献，还用近30年的时间采访撰写了《西藏的变迁》一书。

爱泼斯坦为书写中国故事倾尽一生。爱泼斯坦的夫人黄浣碧告诉记者，“艾培（爱泼斯坦的中文名字）最让我敬佩的，就是他一心为中国。”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病逝前一年，爱泼斯坦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现场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梦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早年曾致力于工人运动。1925年，斯特朗首次到访中国，前往广州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两年后，她又赴华报道了湖南农民运动等重要事件。1937年，斯特朗再次重返中国。“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出于一名记者的使命感，斯特朗想在现场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知之甚少，甚至存在一定偏见。1938年1月，斯特朗前往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当时，八路军总部位于一个在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偏僻村落。在斯特朗的笔下，八路军将领穿着极其朴素，与当地百姓无异。她在那里生活了10天，每天与军官、士兵同吃同住。她还采访了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共产党的性质、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这次采访经历，斯特朗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做出中国抗战必胜的判断。

抗战胜利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第五次访华。这一次，她来到了延安。几个月里，斯特朗遍访了各个解放区，并多次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经由斯特朗的报道迅速传遍世界。

在斯特朗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思想深刻、头脑敏锐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长期在华报道经历让她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1958年，72岁的斯特朗定居北京。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创作了《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等书，并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成就。

中国被斯特朗称为“理想的归宿地”。1970年，她在北京走完人生最后时光。斯特朗的一生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正如邓颖超所说：“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本报华盛顿电）

罗曼·卡尔曼

留下珍贵影像广为流传

曹英发

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会战发生时，一位名叫罗曼·卡尔曼的苏联记者就在现场。他用摄影机忠实记录了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等战时景象，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

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批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采访，卡尔曼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拍摄的纪录片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

卡尔曼曾获斯大林勋章、列宁勋章等荣誉。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深入战场拍摄新闻纪录片，获得了很大反响。1938年9月，卡尔曼以《消息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从兰州出发，用近一年时间，先后途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最后到达陕北，行程2万多公里，拍摄胶片总长1万多米。

在卡尔曼的镜头里，有前线士兵进行对敌斗争，有新安旅行团小演员表演抗日戏剧，也有爱国青年积极奔赴抗日前线。行程期间，卡尔曼全面记录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点点滴滴。

1939年5月，卡尔曼到达延安。在这里的20多天，他的镜头触及方方面面，包括鲁迅艺术学院的画展、桥儿沟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八路军医院等。他还拍摄了农民自卫队训练、鲁艺师生开荒生产等活动，记录了根据地全景图。

最让卡尔曼难忘的，是对毛泽东的拍摄采访。1939年5月25日，在延安杨家岭，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一直谈到深夜。采访中，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和前景做了全面的分析研判，还向卡尔曼细致询问了苏联的海军建设、航空领域发展、北极科考站等问题。

次日，卡尔曼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聆听毛泽东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讲座。毛泽东幽默的言谈、生动的语言，让他对这位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感。

离开延安之前，卡尔曼特地跟拍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记录下了他阅读文件、撰写文章、与农民交谈等工作生活场景。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至今仍广为流传。

回到苏联后，卡尔曼先后剪辑了《中国在战斗》《在中国》等反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纪录片，还撰写了《在中国的一年》一书。卡尔曼非常珍惜在中国期间的拍摄经历。他曾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如今，卡尔曼拍摄的影像已成为纪念中国抗战历程的珍贵历史记忆，他的愿望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档案馆）

哈里森·福尔曼

展现敌后战场真实面貌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志伟

1944年至1945年之交，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著作《北行漫记》（原名《红色中国报道》）出版。这本书被誉为《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姊妹篇。在书中，福尔曼根据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近5个月的采访见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真实面貌。

福尔曼原本是一名航空公司职员，后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影响，成为一名记者。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福尔曼第一次来到陕北苏区，采访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这次近距离接触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有了深入了解。他赞赏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对人民抗日武装满怀崇敬。

1944年，福尔曼作为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常驻中国的记者，跟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认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需要深入当地，寻求“亲眼所见的、基于事实的答案”。

从南泥湾到延安，福尔曼进行了大量采访，既有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八路军将领，也包括边区劳动模范、八路军战士、流动学校教师等普通民众。

在《北行漫记》一书中，福尔曼如实写下了当地军民的生活情况。乡亲们带着食物慰问八路军、村民自发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等场景，生动展现了军民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深厚情谊。

福尔曼还坚持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作战前线，在一线记录八路军的英勇抗击。福尔曼在书中写道，“一个民族必须要有勇气，才能与敌人的武器进行抗衡。”对于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精神，福尔曼深感敬佩。

在中国期间，福尔曼还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既有对当时社会生活图景的体现，也有对日军残酷暴行的揭露。其中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的图片，还被福尔曼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福尔曼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他的外孙女莎尔·卡莱尔对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经受了巨大苦难。福尔曼在记录那段历史的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

1973年，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中国的发展变化。现在，他的很多著作和照片都收藏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美国地理学协会图书馆。为便于人们上网查阅，图书馆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福尔曼留下的资料备受历史研究者的关注，“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他所记录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华盛顿电） 【编辑:王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