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10月24日电题:一杆枪、一根杖、一支笔——93岁老人熊子勋的信义人生
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一种担当:他为了信念,陪战友舍身奔赴革命前线;一个承诺:他数十载不气馁,查清58个牺牲战友的下落;一份责任,他笔耕不辍,用文字传承红色基因……他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熊子勋。
一杆枪:毅然奔赴前线
微颤的手,拿起放大镜,翻开那本泛黄的《黎明的钟声》,熊子勋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15岁参加了八路军,流过血,受过伤。”因战乱,出生于山东省蒙阴县的熊子勋小时候流浪了五六年,“仗打得越多,我和战友心中也就越清楚为了什么而战了:不仅要自己吃饱肚子,还得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
1948年,21岁的熊子勋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完解放谷城县战斗后,留在了谷城县公安局工作。然而,不久后的一场暴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熊子勋回忆,1949年3月23日深夜,躲藏在谷城县西南深山的国民党残部、土匪,在该县紫金区(现为镇)沈家垭子发动武装暴乱,杀害了当时的紫金区区长和不少干部群众,掠走大量物资。
暴乱发生后,谷城县独立营第3连前去剿匪,但在紫金区茶园沟遭到匪徒伏击与围攻,全连下落不明。由于熊子勋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谷城县委任命他担任紫金区区长,率领部队再次进山剿匪,并寻找3连下落。
“3连战友中,有和我一起乞讨谋生、一同参军、一同南下的3个老乡。”熊子勋说,可他带着队伍走进茶园沟时,不禁两腿一软,跪倒在地上:荒草中到处散落着解放军战士被炸破、被撕碎的衣袜,树叶上染着鲜血……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战斗,战友凶多吉少。
悲愤中,熊子勋带着队伍战斗数月,谷城西南山区终得解放。可3连战士的牺牲却如刀刻般深印在熊子勋心里:“那是我的‘战区’,我是区长,他们的牺牲是我的责任。”
望着茫茫大山,熊子勋暗立誓言:“一定要找到这些战友的下落!”
硝烟散去。谁曾想,这一诺,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兑现。
一根杖:寻访牺牲战友
在熊子勋的家里还保留着当年进山寻访时的装备——满是褶皱的皮包和被磨得光溜溜的木棍。
1951年,组织上调熊子勋到省城武汉工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熊子勋过得并不舒坦。“这样的好生活,战友们却牺牲了,尸骨都没找到啊。”几个月后,他主动申请回到谷城,利用工作之余,寻找战友下落。
要查清下落,首先得找到那场战斗的人员名单。熊子勋辗转沈阳、湖南多地,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在四川寻到一位相关人员,找到了谷城独立营3连的人员名单。回到谷城后,他立即将名单上报县政府,并根据名册,以当年区长的名义,给70多位战友的家里写信,收到58封回信。从此,熊子勋便把寻找这58位战友,作为一生的使命。
为此,他多次深入谷城西南山区,搜集那次战斗的资料,比如救助过解放军伤员的,亲眼见过或听上辈人讲过解放军牺牲情形的村民,之后再根据各方资料和现场确认,弄清楚遗骸所对应的战友姓名。
“每次进山,用布包背上几个干馍馍,带上草帽、拐杖就出发了。少则两三天,多则半个月,住山洞、喝河水,双手磨出厚厚的茧子,磨破多少双胶鞋和衣服。”熊子勋的儿子熊安明拿起那根光溜溜的木棍回忆说,寻了多久,这木棍就跟了老人多久。
“有一次在进山寻访路上突遭泥石流,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为此一只眼睛受伤失明……”熊安明说,时间流逝,疾病和衰老让父亲深显疲惫,看不清、听不清、也记不太清了,“他曾两次立下遗嘱,零碎的记忆里说的仍是战友的事。”
就这样,数十年来,58位战友的牺牲经过、掩埋地被他陆续查清。
一支笔:传承红色基因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把钱用在寻访路上和资助牺牲战友家属。”熊安明说,身患重病的他不愿花公费治疗,12万元的心脏支架手术他不做,控制病情的贵重药物他舍不得吃。
“兄弟们都牺牲了,我要是享乐,我没脸面对他们!”熊子勋说。
为纪念战友,熊子勋开始写书。从1979年至2003年,他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50多万字的初稿。2008年7月,30余万字的《黎明的钟声》正式出版,同时也完成了58位战友的追烈工作。
“希望年轻一代记住历史,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1990年,熊子勋离休后被谷城县实验中学等多所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他还联系5名离退休干部成立“义务宣讲团”,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熊老还主动担任学校图书协管员,捐赠积攒多年的书籍,还自费订报纸、杂志供青少年阅读。”谷城县城关镇中心学校校长郭世周说。
离休后的20多年里,熊子勋顶着疾病困扰,坚持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60余场次,进行有关政策宣传50多场次。
“现在讲不动了,但历史就在这书里,会一直传下去。”熊子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