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谁做主？晚婚时代两代人的婚姻观分歧加大

这一次，主角终于露面了。

29岁的陈铭(化名)跟在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身后进门，躲躲闪闪地坐下了。红娘杨雁琴上下打量他一番，打趣道，“小伙子这回可算亲自来找对象了！”

今年57岁的杨雁琴是天津有名的义务红娘。她年轻时就热心给别人牵线搭桥，退休后干脆办起“杨姐红娘站”，带着一群志愿者组织起一场场相亲会，“如今已经成了400多对新人！”

两年来，陈铭的妈妈找杨雁琴要走了七八个女孩的信息，“我看条件都不错，可一个都没成！”杨雁琴心里纳闷，要求直接跟男孩见个面。

“你想找个嘛样儿的？”杨雁琴问。

“妈，我要个嘛样儿的？”陈铭把头扭向旁边的中年妇女。那位母亲立刻挺直腰，接过话，滔滔不绝起来，“我就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想要……”陈铭不再作声。

“日子越来越好，找不着对象的人倒越来越多。”杨雁琴注意到，这几年相亲市场上两代人的分歧在加大，表现出来两种极端的现象：要么就是年轻人特别有主见，结不结婚父母根本管不了；要么就是完全由父母一手操持，自己一点儿主见也没有，“稀里糊涂结了婚，又稀里糊涂离了”。

“妈宝男”渐多 结婚20天就闪离

宋晓宇(化名)的婚姻只维持了20天。

“别看他今年30出头了，就跟小孩儿一样。”杨雁琴见过这一家人，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母亲挺强势，来到红娘站就告诉杨雁琴，“我们家房子、车、彩礼，全都准备齐了，就差您给我们介绍个好姑娘”。

母亲忙着张罗，但是全家对结婚最不上心的就是宋晓宇自己。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人的安排下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下班回家就埋头打游戏。用他妈妈的话说，“水果切好了放在眼前都不知道吃！”

杨雁琴总愿意直接去跟年轻人聊聊，几次沟通下来，她发现宋晓宇对婚姻有点抵触，甚至有些恐惧，理由非常简单：将来结婚了俩人过日子，要自己做饭、收拾屋子，安排一切，“想想就发愁！”

眼看着儿子过了而立之年，母亲急了，她否定了宋晓宇不想结婚的想法，“生了孩子，你不带就让妈妈来带！”她陪着儿子见了几个女孩，相中了其中一个长得温柔贤惠的姑娘，“家境可以，大学本科，工作也稳定，挺好！”

打点好了一切，她给女方送去了10万元彩礼，心满意足地把儿子推进了婚姻的大门。

出乎所有人意料，20天后，小两口离了，说什么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半年后，宋晓宇的妈妈好说歹说，儿子才同意跟她来到杨雁琴这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

刚说两三句话，母子俩当着杨雁琴的面就吵起来了。妈妈埋怨儿子闪离太不像话，“20天就离了，白瞎了10万元彩礼。”儿子当场怼回去：“谁让你当初非让我结婚的？10万元彩礼算什么，我爸不还能再挣去吗！”

杨雁琴感慨，现在30岁的小年轻还跟“没断奶似的”。她发现，那些在相亲市场上久久徘徊不前的男孩子，有不少都是“妈宝男”——没主见、不成熟；她认为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长管得太多了！

知乎上有网友把“妈宝男”与“无限次劈腿的渣男”并列为最不能嫁的类型，而“妈宝男”的存在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过许多分分合合后，杨雁琴经常给家长们“上课”，“你总也不放手，孩子怎么长大？”很多时候，她反倒劝人先别急着结婚，“孩子不成熟的情况下，千万别让他结婚”。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从事人口学研究30多年，他认为，导致“妈宝男”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跟一些家庭重男轻女也有一定关系，“社会上依旧存在对男孩过于关注和照顾的现象，被抱着长大，成了巨婴”。

经济越发达 年轻人成熟越晚

马博涛(化名)自己也数不清楚到底相过多少次亲，再过两年，他就要40岁了。

他的父母退休前都是单位的领导，家里有好几套大房子，他自己有不错的工作，还和朋友合作经营着一家小公司，是很多人眼中的“黄金剩男”。

他曾经有过一个谈了4年恋爱的女朋友，至今他也认为那是他最喜欢的女孩。女孩白净、清瘦、爱跟他聊诗和远方，两人渴望着相爱厮守一生。马博涛带着心爱的女孩见了父母后，母亲开始打听关于女孩的一切，她听说女孩儿的母亲得过乳腺癌，锁紧了眉头，“这孩子有点风吹草动就生病，看来是遗传基因不太好”。

母亲拜托在医院工作的一位表妹，带着儿子的女朋友到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肺里有个小结节，目前没有异常，建议观察。

这让母亲如临大敌，“这就是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爆了！”她苦口婆心劝儿子，最后明确要求：必须跟这个女孩分手。她的观念是：“我儿子这么优秀，我们家条件又好，还愁找不到个健康的姑娘吗？万一找个病秧子，我儿子一辈子不都跟着受罪吗？”

那次分手，让马博涛消沉了好长时间。之后他又谈过一个女朋友，人家因为受不了他总听妈妈的话，跟他分手了。之后，他就在相亲市场上浮浮沉沉，见面吃个饭、聊几句仿佛成了例行公事，“似乎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了”。不过他自己也并不那么迫切地渴望婚姻，“反正自己也还不够成熟”。

原新认为，年轻人晚熟，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确是这样”。

国外有学者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一个地方越发达，社会越富裕，这个地方的年轻人长大就越晚。

而在中国，年轻人晚熟与上一代的抚养方式和观念不无关系。原新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有关。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334元，在农村，这个数字只占城市的三分之一，“现在年轻人的祖辈，是吃过苦的，他们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又体验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品尝了祖国几十年发展带来的成果”。

对年轻一代而言，80后还稍微经历过物质短缺的时期，90后几乎是在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父辈一代深切地体会过穷和苦的滋味，而经过改革开放的巨变，物质条件极大改善，很多父母心里都有一种观念——我们吃过的苦再不能让孩子吃！

“殊不知，不吃苦就长不大，家长把一切都给包办了，孩子集千宠于一身，其反哺的能力和意识很弱。”原新举了一个极其普遍的例子：每年大学新生入学，高校周边的各种宾馆酒店都被送孩子的家长住满了。总有大学生把脏衣服快递回家，让父母洗干净了，再寄回去。

“现在不管经济条件是好是坏，家长都不放心，因为孩子虽然到了18岁，但远远没长大。”原新认为，这种观念会一直延续到孩子毕业、工作和结婚，孩子成熟得晚，自然结婚也被一再推后。

两代人观念存差异 部分年轻人不再反哺家庭

年轻人的成长期越来越长，成熟期越来越晚。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包容、尊重、忍让和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少，“独生子女的独性，越来越明显”。

1992年出生的杨一帆(化名)研究生毕业，身高1米82，在高校工作，文质彬彬。有过几个对他有好感的女孩，但都不符合他父母的要求：首先要找个本地姑娘，最好是在高校工作，公务员也可以，其父母最好也是在高校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这样才门当户对、三观一致。

杨一帆内心还是想找个长得漂亮的，他觉得跟自己有共同爱好和话题挺重要。但母亲认为他的想法太幼稚。母亲的理由非常现实：找本地人将来住在父母身边，可以天天回父母家蹭饭，生了孩子有父母帮你带，连物业费、水电费都给你交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每次举办青年婚恋交友活动之前，团天津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保护部的王建彬和同事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些焦虑的家长。有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上一个多小时，“我为他找对象操碎了心，怎么他自己一点不着急？”

原新认为这种观念的差异也源于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父辈，在自己的年轻时代，几乎都早早当家、想办法工作，才能维持人口众多的一家人的生计，“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需要反哺家庭，只考虑自己”。

这代年轻人乘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生活品质改善得实在太快了，特别是城市家庭，彻底把孩子对家庭的经济责任解脱了。”几年前，“啃老”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现在，90后单靠自己赚工资不可能买得起房子，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婚姻家庭的界定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父辈年轻时，必须先有婚姻，两个人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才有人能与你一同承担生活压力。因此，他们把婚姻看得更重、更远。

而现在观念在变化，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可以在家啃老，父母抚养孩子长大的时间在拉长，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只同居不结婚，或是逃避式地将结婚一再推后。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很少关心别人的感受，这种个人主义的“独性”意识，与成长期延长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现在年轻人恐婚、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出现。

“从各个角度来看，家长都应该早放手，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鼓励他们主动承担起应肩负的责任。”原新认为，过分包办的爱，会使得年轻一代未来的竞争力变弱，甚至影响其一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