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延期后,大众首批ID.3终于在9月初抵达英国格里姆斯比港,预计下月开始交付。从原计划的6月到如今的10月,ID.3的交付时间一延再延,核心在于其一直在与大量软件问题作斗争。
以大众为代表,一批传统车企开始试图“变软”。但即便背靠着集团强大财力,其变革之路也并不顺遂。
“传统汽车工业沉睡太久了,”面对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到来,前奥迪首席技术官Peter Mertens在《There will be blood, we all did sleep》(接下来会很血腥,因为我们都在沉睡 )中给出警告,“(车企)要用真正懂软件的人换掉高层,不然就可能关门大吉。”
对此,镁佳科技CEO庄莉则持有不同观点:接下来不会很血腥,只要我们思想开明。先后涉足计算机和汽车领域,庄莉对传统汽车工业变革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在新技术新业态冲击下,反应迟缓的巨头可能会消亡,但把握机遇完成转型的传统车企将进入下一轮角逐。‘杀手级’技术或应用,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
在汽车这一传统行业中,软件将“掀起”怎样的水花?传统车企是否会被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所取代?面对如此境遇,中外车企分别做出了怎样的应对措施?未来,他们该如何“自救”?
在8月底举行的汽车电子与软件技术论坛(SAE-AWC 2020)上,庄莉与Peter Mertens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观点交锋。
与燃油车相比,电动车的确更适合软件开发,但“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并不是电动化所致。
庄莉:“软件定义汽车”是由其他技术驱动导致的,其将会是控制力和计算能力集中的结果,只不过恰好和电动车的出现时间耦合在一起。得益于强有力的SOC或微处理器,汽车中央电脑、主控制器、区域控制器的功能和特性都得以增加,很多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实现,而不必借助MCU等硬件。未来,人们会更关注软件定义的硬件商。
我们之所以感觉新的电动车上有新的软件体验,是因为这些车本来就是新车型,燃油汽车的软件能力还可以做得更好。
Peter Mertens:相比“硬件拼接”式的传统开发模式,电动车软件架构开发的通用性确实更高:不必考虑如何将大小不同的元件和组装件塞到车体中,其不断进化的研发模式更符合未来趋势。但“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到来与汽车电动化(动力总成)关系不大,这是由客户需求决定的,人们希望能在汽车上使用智能手机功能。内燃机汽车还会存在很多年,我们依旧会给这些用户提供服务。
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些经验能让汽车行业开发者少走弯路,但并不是每一条都适合。
庄莉:计算机行业和汽车行业有很多相似性。借鉴IT行业中一些经过验证的经验,能够帮助汽车软件开发者们更好地进行研发。
第一,以太网架构、分配式系统、以及在网络拓普中做通讯等都很相似。第二,计算机在AI技术方面的应用也可以帮助汽车行业发展,比如DMS汽车司机识别系统、面部识别系统、语言对话系统、自动驾驶技术等。第三是借鉴计算机测试经验,除质量控制环节外,汽车软件开发测试流程可以更加自动化。第四是借鉴数据驱动的产品设计,以数据中心对大基数AB测试数据结果为基础,进行符合市场需求的决策。
Peter Mertens:传统开发方式不再适合当下时代,企业需要主动拥抱开源技术,在构思和打样阶段就将深度学习框架引入其中,更好地释放软件在工业流程中的能力——即“数字孪生”概念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体现。
我不太看好车联网实现的未来,汽车行业对工况要求严苛,ECU必须要长期保持稳定,IT行业中的一些东西并不适合汽车行业。但把以太网看作“骨干”是可以的,汽车行业没有所谓的非黑即白,应该是两者并存的格局。
百年汽车业发展至今,老巨头的衰亡已经慢慢显现,软件技术的“入侵”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庄莉:如同智能手机时代的引领者是苹果,好的产品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是完美的,“杀手级”技术或应用,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与智能手机相比,汽车行业历史更加悠久,且更复杂。此前手机行业中的巨头都消失了,但汽车行业中仍会有把握机遇完成转型的传统车企留存。
Peter Mertens:传统巨头的衰亡已经开始。金融危机期间,如通用、克莱斯勒等大企业需要政府津贴才能活下去。如果企业在这个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运行得不好,就会很快倒下。各种颠覆性技术不断带来新的竞争对手。未来的量产车市场会出现更多整合事件,有公司会消失,有的可能只会剩下一个品牌。这需要各国政府采取支持措施,补贴推动新技术快速应用,以保护汽车行业。
从企业自身角度而言,车企需要学习iPhone打造内容开源系统的举措:将汽车变革为生态系统,以便在其中进行OTA软件更新,包括电器架构、服务、网络连接性等。传统车企的组织架构不能支撑其立刻变革,可以先将组织分为(新旧)两种类型,逐步打造下一代汽车。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正试图以软件优势实现弯道超车,但特斯拉模式并不是唯一模式,传统车企依旧有机会。
庄莉:特斯拉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不断创新的软件架构是其与友商最大差异之处。其在软件开发、网络拓扑结构、电气化方面具有后发优势,与此同时,它还拥有不同专业背景人才。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特斯拉的现状并不是车企单纯投入资金和人力就能达到的,这种不断创新的潜力也赋予了特斯拉超高估值。
但在行业内,特斯拉模式并不是唯一模式。如果说特斯拉是一种变革的话,其他公司的成功模式可能是进化。有人说特斯拉是汽车行业的苹果,那之后这个行业会不会出现如Android一般新的操作系统,和其他车商共享?我相信会有,但是谁扮演并不清楚。
Peter Mertens:我不会将特斯拉和苹果对比,他本身没有太多价值,高估值是因为他被视为高科技企业,。其第一大优势是资本市场对创始人Elon Musk的追捧,其次,特斯拉是以汽车为平台建立了生态系统,包括做自动驾驶、可再生电力、投资太阳能、建立电池厂、做物流和出行。他想提供“交钥匙方案”,来应对所有出行方面的挑战。
很多人将特斯拉视为汽车行业中的阿里巴巴、亚马逊,可以解决汽车行业所有问题。但我也认为特斯拉模式不是唯一模式。汽车仍是情感性决策为主导的行业,还会有很多品牌活下来,但他们也需要转型,只生产好车远远不够,其有可能成为Uber、滴滴这些共享出行服务平台的供应商。
意识到危机的传统车企陆续开始转型,但走得很艰难。与跨国车企相比,国内车企转型成功的几率更大。
Peter Mertens:他们做得还不够。第一,传统车企更关注自己的历史产品,这些产品也需要不断投入研发才能在市场上屹立不倒。第二,效率(速度)很关键,传统车企最好减少硬件、增加软件、使用更多仿真工具研发,将开发周期降一半。第三,在研发阶段,组织内部IT团队能力和系统,也应该被高效利用。第四,要非常关注汽车网络安全问题。
此外,传统车企要使用更多软件工具,加快研发流程,同时尽可能借助与初创公司和创业团队的合作,使内部体系更加灵活敏捷。
庄莉:一些传统车企里面的新部门的积极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在用开放的态度接纳新资源。和跨国车企相比,中国车企没那么多历史包袱,对互联网接受度高,转型阻力较小。由于外方控制,合资品牌转型可能会比较难。
按照王兴“3+3+3+3”理论(一汽、东风、长安3家央企;上汽、广汽、北汽3家地方国企;吉利、长城、比亚迪3家民企;理想、小鹏、蔚来3家民企),我们和每个“3”都有打交道,我认为这四个“3”里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有机会完成转型。品牌能够通过时间积累起来,当中国车企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成长起来后,国际品牌(销量)可能会断崖式下降。
车企想要成功转型,整合行业资源与改革自身组织架构,缺一不可。
庄莉:现在汽车一般是分布式操作系统,其缺少一个完整的软件堆栈,也就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中普遍存在的软件“基础设施”。这需要整个行业合作来建立。
如果从企业内部来讲,车企需要掌握“快与慢”的平衡点,学会做取舍。比如快速推出与用户体验相关的功能,获得反馈改善,与安全相关的就要慎重。这没有正确答案,特别考验掌舵人的判断力。
其次,传统车企应该学会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来加速进化,而不是强调掌握核心能力,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来做。有些东西去买就好了,但有些比如和产品、用户体验相关的就一定要自己把握。
Peter Mertens:很多车企已经形成了“软件定义汽车”的概念,但软件开发的关键在于人的质量,而不在于人的数量,盲目扩编工程师团队、组建研发部门包揽开发工作的做法并不可取。车企需要打造足够灵活、敏捷、扁平化的内部研发机构。
但这还不够,车企可以持续投资内部孵化的小型初创团队、及时买入好的成果,并购团队,掌握知识产权。同时,车企不应该通过打造各自系统形成坚实的技术壁垒,而应在操作系统上形成有效联盟。
某种程度上而言,庄莉与Peter Mertens分别可被视为互联网、传统车企的代表者——前者在计算机领域工作20年后涉足汽车行业,后者(先后担任通用全球汽车生产线主管、捷豹路虎、沃尔沃及奥迪董事)则拥有超过30年的传统车企工作经验。他们的观点交锋,是软件“入侵”汽车行业大背景下,互联网企业与传统车企的一次碰撞。
过往经历使他们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在老牌德系车企浸染多年,Peter Mertens对传统车企转型表现出了深深忧虑,甚至直言“血腥”,而庄莉则持乐观态度。
拥有丰富计算机行业经验的她,坚信只要车企对转型抱有积极态度,就能在未来“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拥有一席之地。在她看来,传统车企转型的一大阻碍是驱车行业缺乏软件“基础设施”。正因如此,她创立镁佳科技,希望根据传统车企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软件定制方案。
处于“转型风暴中心”的汽车行业需要这种新旧势力的观点交锋。不论“血腥与否”,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都正在加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