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部分地方政府通知复工的日子还有4天,然而疫情的拐点还没出现。
没有感染肺炎的人害怕返程途中交叉感染,感染肺炎的人担心企业因此而裁员,企业忧虑用人成本和现金流的困难...
大量的矛盾在显现。
好在日前,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均发文,明确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以及对部分企业贷款进行贴息支持。同时,江苏、上海、北京、广东、山东等地陆续推出一系列中小企业减负措施,涉及缓缴社会保险和部分税款、减免房租、贷款适当展期等诸多方面。
有人对此评价,突发事件考验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智慧。
那么对于微观上的每一个人,除了依靠宏观调控,我们还能做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做什么?
其实当人类社会的社会角色、政治形态、经济体制变得越来越多元,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各种矛盾冲突的当下,法律和规则是首当其冲被人们寻求的解决途径之一。
为此,亿欧分析统计了223家新兴创投的法律服务企业,外加研究一些知名的传统律所,主要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经研究其业务模式发现,法律服务已随着时代变革,在面向商业经济上,延伸出了更多复杂与融合的企业服务解决方案。
首先,亿欧梳理了烯牛数据上10年里223起法律服务企业获投资事件,时间跨度为2009~2019,再加上2020年截止2月5日前获投的三家,基本估算为10年的数据。这些企业大多融资轮数处在种子轮~B轮,属于比较早期的融资阶段,这部分的比例占到了78%。
资本市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这种创投网站上的企业又多为新型中小微,因此我们从中小微的创立、融资动向可看出一部分市场趋势。
亿欧统计发现,在2014年以前,全球法律服务和中国的法律服务的投资热度都在缓慢增长,到2014年开始有一个激增的趋势,2017年开始回落,后逐渐平缓,整体上均为“N”型曲线。
在这些223家企业中,超过50%的企业(136家)还是传统的纯法律服务,但有85家已带有了科技属性,包含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创新、SaaS软件服务等,多应用于电子合同、知识产权、信息监测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2016年以后,法律服务的投融资事件有渐缓之势,但法律科技却慢慢热了起来。
从投资事件上看,2016年以后国内法律科技的融资走向和全球的法律服务融资走向大体一致,呈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从宏观视角上看,法律服务属于企业服务的一种,美国的企服一直是全球的标杆,法律服务也不例外。根据汤森路透等国外法律媒体的统计,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法律服务市场,其规模已经超过4370亿美元。
在2019年1月15日,福布斯发布了一篇文章《713%增长:法律科技在2018年创下投资记录》。文中提到,2018年法律科技领域融资总额达到16.63亿美元,较2017年实现了713%的爆炸式增长。
参考福布斯数据的意义在于,不同于上述这223家创投企业的中小微,福布斯的数据涵盖了头部企业的一些动作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头部企业的动态探知未来的市场格局。
在福布斯公布的数据中,融资额的前三名都是美国的企业,分别为:DocuSign(电子签名和数字交易)、LegalZoom(在线法律服务运营商、“互联网律所”)和Exterro(电子证据开示),并且三者的融资额之和已经共计12.29亿美元,占行业融资总额之比高达74%。
前十名公司的融资总额已达15.09亿美元,占全部融资额的90.7%。
据法律新媒体平台智合分析,2018年法律科技行业总融资额的“爆炸式”增长主要来自于DocuSign、LegalZoom等法律科技公司中超级巨头获得的亿元级别投资,以及Kira Systems、Seal Software等数家业界知名公司获得数千万美元投资之和。
这些公司所涉足的领域如电子签名、在线法律电商、智能文件审查、合同分析、电子证据开始等均为当下已经为诸多企业和法律人士所接受并逐步广泛采用。
而亿欧经过梳理创投网站上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赛道标签发现,中小企业共有知识产权服务、在线法律服务、电子签约和智能法务这4个类别,其中最多的为知识产权服务,有234家;其次为在线法律服务,有192家;与剩余两种类别的企业数量相差较大。
但在法律科技的具体应用中,具体细分标签的定义还是太过狭隘,不少法院、知名律所已将“云系统D-IMS(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数字化平台作为支撑,覆盖到机构管理、风控、业务支持、财务结算、知识管理等方方面面。
美国律师协会(ABA)2018年进行的法律科技调查结果也显示,81.9%的受访律师认为,有关法律科技的培训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拥有500名以上律师和100-499名律师的大型事务所中,律师对法律科技的接受程度更高。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国内法律科技热度趋于平缓,但未来还是会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除了新型技术的应用,在223家创投企业中,亿欧发现有2家中小微已经开始开辟除法律之外的金融服务,一家是上海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2016年获得种子轮,主要标签为法律+金融的综合共享平台。另一家在杭州,成立于2015年,集法律、咨询、理财搜索服务为一体的门户网站,2016年获得天使轮融资。
有部分中小微企业开始意识到了业务融合趋势,并获得了资本关注。
以同样的逻辑(从中小微到头部企业)来看多条业务线的问题,其实很多知名机构早已开辟了一站式服务的先例,比如以财会起家的四大,走的是从其他业务扩展法律业务,整体业务一体化的路线。
据“泛特宏景”发布的《四大会计事务所全面进军法律市场,法律服务将迎来颠覆性改变?》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面对核心审计业务利润率的下降,各大会计事务所开始为客户提供越来越多的非审计咨询服务,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法律专业服务,这一业务在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然而,此举遭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反对,原因是律师职责独立,并且有利益冲突。美国国会随后通过了《萨班斯法案》,禁止审计公司向其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包括与审计无关的法律服务,并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包括中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均颁布了类似法案。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变得愈发放松。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2007年颁布了LSA法案,明确授权ABS(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和MDP(跨学科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法律服务。除美国以外,世界各国也都在逐渐放宽对于法律服务市场准入门槛的限制。
自此,四大一直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持续平稳地挺进法律服务市场。
以普华永道为例,普华永道(Pwc)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主要业务包含保证及企业咨询服务、商业程序外包、财务咨询服务、全球人力资源和管理咨询服务。
2016年,英国普华律师事务所并入普华永道,此次架构变动后,普华永道英国所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全面,尤其是法务服务将全面融入现有的业务板块之中,使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更趋完善。
2019年,普华永道的新法(NewLaw)部门聘请了纽约市领先精品所 Fincap Law 的合伙人艾伦·安吉尔(Alan Angell),新法部门的业务重点从面向高端管理法律服务(MLS)、围绕技术的法律工程咨询,再到法律运营、流程变革和组织咨询等广泛领域的公司法务团队,覆盖群体越来越广泛,让传统律所饱受威胁。
据Altman Weil’s 2018 Law Firms in Transition Survey 的调查指出,46.4%的律师事务所将四大视为市场上的潜在威胁;有9.3%的律所表示,已经有部分潜在案件被四大抢走。
如果说四大的业务革新主要来自内部利润机构分布的调整,那么对于传统律所而言,所要考虑就不仅仅是如何守土有方了。他们的改革路径和早年的四大一样,也在开始拓展除法律业务以外的条线,比如从法律到金融、投资、培训等等。
其实,这种业务逻辑很像企业服务里推崇的平台论。
以前,在采访企业服务的服务商时,一些CEO就曾告诉过亿欧,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拿人力资源来说,是解决上班如何打卡吗?还是解决薪酬如何计算呢?都不是,是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因为企业服务面临的难题太多了,单个问题无法形成可流程化、可沉淀化的解决方案,只有形成平台才可以。不管是PaaS、IaaS,还是SaaS,平台才是企业服务的终极目标。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剑锋教授所言,未来企业只有两条路可走,平台化或被平台化。
一直以来,法律作为一项解决矛盾冲突的重要工具,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时俱进的法律服务势必也能找到它的矛盾出路,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法律服务行业竞争对手专项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已经增长至884亿元,较2017年的849亿元增长了4.1%。
不管眼下和未来如何,法律服务都将跨越时代的大江大河,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