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市公司年报及一季报相继披露,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在经历了疫情和监管新政之后,正迎来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双向改善的变化,而业务结构上,全面ToB赋能持牌机构资金方,转向助贷分润已经是大势所趋。
而在新的监管环境下,助贷业务格局正悄然重塑。
地方法人银行展业范围被新政严控之后,与助贷科技平台方合作的金融机构数量却仍在持续扩大。从结构看,除了区域中小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业的机构,例如来自互联网银行(含直销银行、民营银行)以及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合作方正在不断增多。
在信也科技联合创始人、总裁李铁铮看来,中小银行个性化的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围绕助贷合作,存量客户激活、贷款授信精准提供与风险定价、贷后催收管理完善等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
科技助贷股业绩企稳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近期披露的年报及一季报数据显示,历经监管与疫情双重风暴之后,其经营情况、信贷资产质量正迎来明显好转,轻资本模式的助贷业务贡献明显。
从营业收入方面看,2020年,陆金所为520亿元,同比增长8.8%;360数科为135.64亿元,同比增长41%;乐信为116.45亿元,同比增长9.82%;信也科技为75.63亿元,增幅达26.8%。因为公允价值调整,各家净利润表现不同,但从促成交易额数据来看,去年下半年的业务复苏和增长更加明显。
去年全年,360数科共促成交易2467.58亿元,同比增长24%;乐信促成借款额1770亿元,同比增长40.3%;信也科技促成借款金额为641亿元。行业规模较小的嘉银金科去年四季度则实现促成借款金额30.88亿元,同比增长6.5%。
数家金融科技公司年报中提及,“不担风险,只是ToB输出技术的轻资本模式”,使得助贷科技服务快速增长,成为收入主营。
财报显示,360数科去年“轻资本”模式下促成贷款金额为643.62亿元,同比增长136%;促成贷款服务费为18.267亿元,而2019年则为8.15亿元。360数科首席执行官兼董事吴海生透露,截至去年末,该公司约35%的促成贷款采用“轻资本”模式。
乐信这一收入为20.37亿元,同比增长150%,其中基于绩效的促成贷款服务收入为19.31亿元,同比增长198%。乐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肖文杰介绍的数据是,第四季度助贷撮合发放贷款已经占据该公司新发放贷款的50%以上。
在港上市的维信金科财报显示,去年公司新增16家合作机构,助贷业务实现量305.5亿元,其中撮合模式助贷业务实现量达到了201.1亿元,同比增长11%。
此外,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信也科技近日与百信银行、海峡银行、众邦银行、亿联银行、华瑞银行、九台农商行等6家银行签订“信也BaaS服务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涵盖金融科技、智能营销、智能模型、风控数据等多个领域,转向金融科技ToB服务新架构,同时也开始探索与银行等机构之间的多维度合作模式,包括助贷、分润、科技输出等。
全面转向分润模式?
从行业情况看,在金融科技政策管理框架逐渐成型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平台与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方合作助贷、分润,成为一种更“稳妥”的方式并已是大势所趋。
“这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的。一些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要开拓区域零售业务,要思考怎么唤醒存量用户,通过人工去做成本完全覆盖不了,需要通过数字化能力转化有效用户,这对技术赋能的诉求就非常强烈。另一方面是风险相关,当存量客户转化后、需求来了,怎么定价、给多少额度,风险成本能不能覆盖住坏账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贷款管理方面,传统的上门催收业务模式成本较高,单个人工跨区域差旅费就需要几千块钱,这就需要数字化的模式来完成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信也科技CFO徐佳圆告诉记者。
不同于单纯的导流方式,平台方只提供风控数据、不增信,而助贷分润模式下,“平台方通过多种场景渠道获取用户,并进行初步筛选,结合资产质量、信用记录、场景消费偏好等标签分类后给机构资金方,同时平台方以再支付一定比例保证金的方式,即融资担保,与机构资金方风险共担。”一家中型金融科技公司运营总监告诉记者,这也是分润模式被称“轻资本”模式的原因。
按照行业惯例,在该模式下,在刨除坏账不良损失后,合作双方对利润按照一定比例分成。“这意味着合作中,在资金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风控模型、数据运营等控制好不良的前提下,把尽可能多的贷款放出去实现利润。”该运营总监称。
但是,在零售信贷领域要同时实现不良可控的前提下规模增长,并不容易。尤其是,针对科技人才与架构布局前期大投入,但业务何时能实现盈利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作为服务商的金融科技平台方,如何保证与中小银行合作的长期持续性?
“接受分润模式的银行多数也具备了一定的金融科技基础能力,信也科技提供的服务方案尽可能减轻前期投入,减少银行的预算负担。”徐佳圆认为,目前国内中小银行数量多达数千家,金融科技公司服务赋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虽然大中型银行的科技子公司也在逐渐成熟,但中小银行还是会需要合作匹配程度更高、系统服务方案更垂直的服务商。
新监管重塑助贷格局
近两年,随着金融行业杠杆风险出清,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网络小贷“新规”征求意见稿等出台,跨区域展业、独立风控、资本金等均受到细化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在严控地方法人银行跨区域经营之后,与助贷科技平台方合作的金融机构数量似乎并未受影响,从数量看在持续扩大;从结构看,除了区域中小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业的机构,例如来自互联网银行(含直销银行、民营银行)以及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等合作方则在不断增多。
“监管办法里明确了助贷的模式,所以行业内的做法是通过补丁的形式,完善和进一步规范这个业务模式。在监管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大家反而更明确的一个共识是,可以在框架内把蛋糕做大。”上述运营总监解释,“开拓更多合作机构方,把资金规模做上去,这个前提下,再思考怎么优化负债结构、合作的方式和深度问题。”
李铁铮也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目前我们正与多家银行开展助贷业务合作的系统对接。”
在业内人士人看来,这背后,一方面行业巨头受限带来市场溢出效应明显,大量借款人转向其他助贷平台寻求贷款;另一方面,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消费金融信贷资产质量明显回升,中小银行加大助贷合作力度,推动零售业务发展。
“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需要更多线上获客,区域中小银行需要加强线下业务拓展,中小银行个性化的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李铁铮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围绕助贷,区域中小银行对金融科技服务商的合作需求强烈,存量客户激活、贷款授信精准提供与风险定价、贷后催收管理完善等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
更多业内人士认同,监管新环境下,对平台方也好,对从事互联网业务的银行也好,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未来金融机构如何跟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开发出存款汇一体的、带有交叉销售性质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将是一个很大机会,同时也是挑战。”亿联银行副行长杨德明认为,从联合贷转向助贷是必然趋势,金融科技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合作边界重新界定,运营主体一定会回归商业银行。
在他看来,当前监管对出资比例、单一平台集中度的规范,已经直接影响金融科技平台方和机构方在资产业务中的合作细节;而在风控环节的信用评分、贷后管理等多方面,双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但是,对于规模相对较小、流量聚集少的中小银行,有多少能够做到自主风控,并在信用评分、反欺诈、贷后管理等方面实现“平台归平台,银行归柜台”,还有待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