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很高,但是在方法上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我们有很多跟跑型的基础研究,总体上缺乏新发现。”
在近日录制第一财经《头脑风暴》“求解:基础科研之困”节目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生物学家卢宝荣在评价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时说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了1倍,2019年达到了133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首次突破了6%,预计2020年超过1500亿元。基础研究的总经费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从投入产出来看,中国还缺乏从零到一的突破。
卢宝荣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基础研究上有比较大的进步,不管是投入力度还是产出的论文、专利都很多。但是,不少基础研究都属于跟跑。
“比如国外研究了冬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和思想去研究西瓜,最后虽然也会出来一篇文章,但实际上是没有新发现的,这属于在原有基础上做佐证型的研究。如果想要在基础研究上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们需要离开这种跟跑的模式,向领跑去发展。”卢宝荣表示。
在卢宝荣看来,考虑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比时,需要把纯粹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区分开来。
他说,科学研究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基础研究,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第二种是应用基础研究,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这种研究本身就已经考虑到了解决问题的导向。第三种,就是企业以产品为导向的纯应用型研究。
“纯粹的理论研究,跟实际应用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它如果是有一些基础的应用目标,就跟应用离得近一些。所以说产业和研究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们要把纯粹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三种类型分开,否则混为一谈就会发现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比不对。”
除了提倡基础研究要注重首创不要跟跑,卢宝荣还强调了要在评价体系继续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并呼吁尽快推出可以实行的具体细则。
在他看来,评价一个人不能只依靠一套固定的标准。他举例说道,科学研究成果有大年小年,某一年可能研究者在攻坚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会没有成果,就会被这个体系否定。
“这样的评估体系没有持续性地评判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卢宝荣强调,现在不管是论文还是专利,都只认第一作者,其余的合作者都不考虑,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不团结、不合作的氛围,这也是导致基础科学始终停留在一个比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他还表示,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比如开展“四唯”清理行动;破除科技人才称号与评价结果简单挂钩的做法;推进科技计划表格精简,解决科研经费报销繁杂,减少科技计划检查,促进科技信息共享等。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可操作可实行的细则。
“为了评价,我们还是(不得不)沿用以前那个体系。所以如今除了有大的方向,还需要有一个可具体实施的细则来鼓励基础研究。”卢宝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