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成清明档黑马，性别秩序重建下女性视角崛起

低迷一个月的电影市场，终于在清明节小长假迎来了观影热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2021年清明档累计票房8.2亿元，创造了国内同档期票房纪录。位列票房前三的影片是《我的姐姐》《哥斯拉大战金刚》《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前两部斩获了档期内八成票房。其中，《我的姐姐》排片占比从上映首日的16.6%飙升至35.5%，是清明档的最大赢家。

截至4月6日18时，影片《我的姐姐》票房突破4.58亿元，打破《反贪风暴4》创造的国内清明档票房纪录和观影人次纪录。对于一部中低成本家庭类型片而言，这一成绩可谓亮眼，并带动持续低迷的大盘上浮。照此趋势，在新片较少的4月，《我的姐姐》极有可能走出一个漂亮的长尾，突破十亿大关。

影片讲述的是父母意外离世的二孩家庭，已成年的姐姐安然面临着追求个人生活还是抚养年幼弟弟的难题，在亲情的羁绊和个人梦想追求之间，她挣扎求索，找寻真正的自由与自我。在讲述安然命运决择的同时，创作者宕开一笔，从产科护士的角色观察，辐射当代女性在爱情、家庭与个人梦想之间斡旋平衡的一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我的姐姐》的成功，是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这与眼下女性意识高涨的氛围密切相关，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环境下，从综艺到影视剧，文娱产品正在不断迎合女性的消费需求，重塑女性形象。在流行文化中，从“大女主”戏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再到《吐槽大会》，以“她”为名的综艺、脱口秀、影视剧井喷，女性的声音不断被表达，在掀起一阵阵舆论争议的同时，将大多数女性的真实诉求带到了日光之下。当这些故事被拍成影视剧、被讲述的时候，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中国式姐姐”

在多子女家庭中，“中国式姐姐”往往与勤劳、顺从、忍让、沉默、照顾和牺牲等词语画上等号。在亲情的裹挟下，姐姐的牺牲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都是独生女，她们的创作缘起于2015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游晓颖观察到，身边的朋友陆续产生了生二孩的想法，其中包括一些成年朋友的父母，他们在抉择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亲情的撕扯和碰撞。“当姐姐从来都不是我自愿的。”不少观众留言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的姐姐》实际上聚焦了两代“姐姐”，通过姐姐形象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重男轻女的惯性思维。朱媛媛饰演的姑姑成长于多子女家庭，肩负“长姐如母”的责任，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候，她将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一手操持大家庭的全部琐碎，放弃了个人梦想，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对她而言，认命是唯一的选择：“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作为姐姐，她无法挣脱罗网，将自己的一生囚禁在家庭的枷锁之中，蹉跎于远低于才华的人生，直到影片最后，她理解了侄女的选择，“其实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

张子枫饰演的主角安然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孩子。父亲在她年幼时就想再要一个孩子，于是要求女儿假扮残疾以获得多生一个的指标，被发现欺瞒后，他将怒气撒在女儿身上，一番毒打对安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她上大学之后，父母坚持要了一个孩子，这个几乎没有见过几次面的弟弟获得了父母的全部宠爱，安然变得边缘化，几乎与家庭失去联系。父母意外离世之后，她无法原谅他们最初的选择，这种被轻视与对爱的渴望，成为安然拒绝抚养弟弟，无法与家庭和解的最大原因。

安然的形象也与传统影视剧中的姐姐形象不同。她强大独立，目标明确，在父母离世之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人生与梦想。在大家庭中，她是愧对父母、叛逆、不孝、自私的晚辈，是宁可将弟弟送养也要追求个人梦想的新女性。

有趣的是，影片的结局成为最大的争议之源，对口碑造成一定影响。故事的最后，姐姐与弟弟在相处之中建立了情感联系，通过爱的相互给予治愈彼此，姐姐最后并没有在送养协议上签字，而是带着弟弟离开了送养家庭。批评的声音主要认为，姐姐最后的决择“不够自由”，与她追求个人梦想的初心违背。在一些观众看来，影片的和解也没有真正实现女性呼声，不少观众希望看到这个被父母辜负的女孩能够勇敢挣脱家庭的罗网，到别处展开新的天地。“姐姐凭什么为弟弟牺牲自己的人生？前有《娘道》，后有《姐道》。”

关于结局，导演和编剧都曾提到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游晓颖认为，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我们从剧本到电影，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一个人或者一个曾经被束缚的生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无论你相不相信，你想选择什么，我们都支持。”

重塑女性形象

近年的影视剧中，能够看到创作者开始对家庭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反思。无论是《欢乐颂》中的樊胜美，还是《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安家》中的房似锦，这些爆款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相似的原生背景：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作为姐姐被要求无条件支持弟弟的成长和学业，处处体贴和照顾弟兄，以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形式回报家庭。

这样的女性形象让荧屏前的女观众为之愤怒呐喊：她们强大而独立，却无法挣脱亲情羁绊。家庭伦理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终于得以从贤妻良母、婆婆妈妈或是歇斯底里中跳脱出来，也是创作者对根深蒂固的“长姐如母”形象的改写。从这些影视剧的热播也能够看出，对姐姐形象的改写与重塑，能够引发更多观众的情感共振。“作为一个同样因为弟弟的出生改变了人生轨迹的姐姐，很多场景、台词、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代入感太强。”在看完影片之后，有观众表示。

社会学家李银河撰文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时至今日，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重男轻女的情况：从营养、教育、医疗资源到喜爱程度，全都向儿子倾斜，就连媳妇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影响到她在家中的地位。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在她看来，《我的姐姐》揭示了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对传统的社会心理也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目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

2017年上映的《相爱相亲》同样是游晓颖编剧，这部聚焦三代女性情感与命运的口碑影片获得了1824万元票房，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从与时代互动的关系来看，《我的姐姐》出现恰逢其时。《夺冠》编剧张冀评论认为，这次几乎清一色的女性主创，以勇敢的态度替独立女性发声：“在锋利的外表下，渴望爱与和解，也是对中国人所笃信的家庭主题的一次突破表达，从逻辑上而言，这股子力气也只能发轫于女性。”他同时指出一个现实，不管是男性创作者还是男性观众，都得学着转变和换位，因为今时今日，“听她说”比“对她说”重要得多。

近些年，女性创作者在电影领域表现出色，在国际影展、电影节上锋芒毕露，《嘉年华》《相爱相亲》《送我上青云》《过春天》《春潮》……一批女性主创合作的影片得到了奖项肯定。2021年春节档和清明档，《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成最大赢家，证明了女性导演、女性编剧在创作优质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产生较大的票房号召力。女性观众对部分影片中符号化的女性形象感到厌倦，更愿意为女性导演创造的女性形象买单，对于整个市场和创作环境而言，能够进一步开拓女性创作者的探索空间，帮助创作者得到更大规模资本的垂青，同时为电影市场带来更多的中国女性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