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勇：创新从未如此重要 需要三方面发力丨首席对策

目前正是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季，截至目前，已有4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2020年年报，其中超过六成的上市公司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化工、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突出。与此同时，还有150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43家公司预喜，预喜率高达95%。显示A股企业盈利仍在回升中，而业绩也正成为驱动市场行情的关键变量。挺过去年疫情的影响，国内企业正在迎接新一个五年的路程，这五年以及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有自主研发大爆发的无限可能，也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艰巨任务。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更加考验企业面对市场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

站在企业的角度，新的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中，最大的亮点与以往的不同是什么？企业被赋予更多的角色，宏观政策如何调整配合？需要关注哪些产业的发展？绿色金融如何进一步落地并对碳达峰、碳中和形成支撑？民生领域如何协调发展？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的主要观点：创新被摆在首要位置，着重支持制造业发展；基础研发是重中之重，应发挥国家战略引导作用；科技，民生，消费是未来主力赛道；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绿色金融发挥重要作用，而绿色金融相关概念需要明确标准，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将成为企业未来信息披露的重要部分；共同富裕需要有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预期2035年中等收入人群达到8亿；人工智能会替代部分就业，也会创造出更多新就业；全面通胀可控，PPI上行有利于利润提升。

第一财经：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毕马威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因此您也是最近距离能观察到企业的诉求的。所以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到《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您认为有关市场主体的表述，最大的亮点或者说与以往最不同的是什么？

创新被摆在首要位置 支持制造业发展

康勇：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五年规划》，第一条通常是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但是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开始，连续两次都是把创新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面，这充分显示出了创新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第二个我觉得企业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大的。因为这次特别强调要支持实体经济，特别说制造业的发展，所以在这次《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对制造业也有特别多的一些支持政策，企业也是非常的关心。然后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小的区别，但是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以前比如上一次《十三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到要发展网络经济，但这次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到了要发展数字经济，其实数字经济是对之前的网络经济的又一个升级和一个深入。显示出未来新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经济未来高质量的发展，市场主体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国内的大循环，未来是要以企业为主体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创新、科技自主，企业也是要打头阵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您认为宏观政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基础研发是重中之重 发挥国家战略引导作用

康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会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我觉得要实现创新的话，需要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战略引导作用，第二个就是企业的创新主体，第三个是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这三个方面要必须紧密的互相配合。因为第一个国家战略引导力量，因为这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在一些基础研究上面加强。因为我国现在整个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是2.4%左右，这个不算很低，但是我们基础研发的费用占整个研发费用只有6%多一点，比发达国家的比例还是要低很多的。可是基础研究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通常是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如果完全去靠企业去做一些基础研发的话，可能也是有些不足，所以特别需要国家起到一个战略引导的作用。比如说这次《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到了一些国家的实验室，一些大基金等等。从企业来说的话，因为企业还是一个创新的主体，所以需要提供更多的政策去支持企业搞创新。比如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会对这些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政策继续延续，对企业也是相当于吃了一个定心丸。同时也对制造业的这种研发的费用加计扣除会上升到100%，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措施。我们的税务同事做了这样一个计算，他们就发现在2020年的时候，享受这些研发费用，这种税收优惠的金额达到了3500亿，比2019年上升了25%，所以这对企业进行研发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第一财经：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还释放出哪些产业发展的信号，您认为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科技，民生，消费是未来主力赛道

康勇：我觉得从产业来说的话，刚才咱们说的科技行业肯定是未来很大的发展，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跟民生相关的很多行业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机会。比如说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发改委刚出了叫“一老一小”就是养老和托幼教育，比如说像医疗健康等等，这些都是跟民生关系很紧密，所以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跟消费相关的，因为我们要建立双循环国内大市场，其中最主要一块就是来自于消费，所以一定要激发整个消费的活力和消费的动能。所以说一些消费升级，包括像一些下沉市场，像乡村市场，一些三四线城市市场，这些都会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一财经：碳达峰和碳中和是未来阶段的关键词，您认为接下来绿色金融会不会成为蓬勃发展的领域之一？

绿色金融相关概念需要明确标准

康勇：我觉得绿色金融对我们碳中和碳达峰是非常关键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想特别从这个标准制定，信息披露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去谈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我觉得这个标准制定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绿色金融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包括像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基金等等，非常大的一个概念。所以说特别需要制定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就是界定到底什么样的才是绿色信贷，什么样的才算是绿色债券等等，所以需要一个标准的制定，包括相应的一些统计的标准，也需要尽快出台。在跟标准制定相关的一个就是信息的披露。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全世界对ESG都非常的关心，很多国家包括很多的证券交易所，也都推出一些要求，要求这些上市公司必须要进行ESG相关的信息披露，我们国家可能也会考虑是不是要推出这样一些相关的披露要求。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当中也提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有没有一个您认为量化的考量，比如说实质性进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预期2035年中等收入人群达到8亿

康勇：我觉得共同富裕的话其实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富裕，一个是共同。从富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人均GDP做一个参考的指标。比如说到底达到多少，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我们觉得可能到人均GDP达到22,000美元左右，就可以算作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是用2019年的价格去算的，这也正好是跟我们现在的人均GDP用美元来核算的话也是翻一翻。我觉得共同这部分，大家如果是特别高收入和特别低收入，平均之后可能看着还不错，但收入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话大约在4亿人左右，年收入家庭收入在10万到50万这样一个区间，相对应的人口是在4亿人左右。我觉得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预期性的目标，到2035年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达到8亿人，如果要达到8亿人的话，这就非常大的一个人口了，这样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了。

第一财经：所以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哪些领域的工作，尤其是像收入分配改革这些政策的制定如何设计？

收入分配改革可以从三方面去考虑

康勇：我觉得首先第一方面的话就要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分给居民、分给家庭部分的比例，现在可能还稍微偏低一些，所以肯定大家兜里有钱了才能去消费，才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第二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些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像养老、医保等方面的改革，让大家兜里有钱更放心，这样才能去更好的消费。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对个人所得税的一些改革。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个人所得税的缴税人口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如果要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来说的话并不低，甚至说可能在世界当中还属于一个中等偏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未来的话，个人所得税也可以去进行一些探索，然后去更好的去培养和扶植我们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一财经：还有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人工智能等这些新的科技对于共同富裕的一个长期的影响？

人工智能会替代部分就业 也会创造出更多新就业

康勇：大家非常担心，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替代一部分的就业，甚至会去消灭一部分就业。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比如像AI的发展，在使一些传统的行业消亡的时候，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从另外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也会挺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就业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在农耕社会的时候，是没有双休日这样一个概念的。比如农民一年四季都需要在田里去耕作，非常的辛苦，没有休息。到1995年的时候，我国才第一次实行双休制。所以你也并不会觉得科技的发展，你现在工作时间比以前少了，你就觉得心里的安全感就没有了，或者收入下降了，我觉得并不是的。最关键的话还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说你工作时间长你的收入就一定会增长，你的生活就一定会改善。我觉得核心还是取决于科技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这样一个概念。

第一财经：我们再来看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在目前通胀是全球都聚焦的一个风险，您认为现在我们中国的风险大不大？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数据CPI和PPI跟两年前相比，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向倒挂的情况，你怎么来看？

全面通胀可控PPI上行有利于利润提升

康勇：从全年来看的话，我觉得CPI并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应该是处于可控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全年的CPI应该是在1.5%~2.0%之间，因为我们看物价的话，其实最根本的反映的是一个供给和需求，去年供给紧张主要体现在猪肉价格上面，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供给侧拉动的价格上升。但我们看今年的话整个生产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像生猪的存量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觉得从供给来看的话，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压力会导致价格上升。再看需求的话，我觉得需求现在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一个平稳的恢复过程当中，所以也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需求的上升去拉动价格上涨。所以整个来看的话，CPI我觉得压力不是很大。现在大家看到PPI上升比较快，主要因为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比较快，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的生产受到一些影响，比如去年的话，全球铜的产量下降了2%左右，一些产铜的大国，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复苏，也会带动一些需求的上涨，所以PPI的上涨要比CPI要快一些。但我觉得PPI上升快一点的话，对中国也未必是坏事。因为我们知道 PPI其实跟企业的盈利相关性是蛮高的，中国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之后，PPI都是负增长，所以现在PPI出现一些转正，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