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金融危机都会传染，感染者隐私必须得到保护

2021-01-30 13:12:41来源：第一财经

“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一位朋友暴富更能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判断力了”，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惊恐和崩溃》一书曾这样谈论“传染”对金融泡沫起到的作用。一系列社会调查表明，不光疾病和金融危机会传染，社会舆论、暴力犯罪、生活方式、时尚、政治思潮等都能被传染——更确切的表述是“社会濡染”，即人们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左右。

新出版的《传染》一书所谈的，正是社会濡染问题。与其他该领域著作不同的是，它的作者亚当·库哈尔斯基并不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者，而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副教授。这位曾研究过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新冠病毒的学者，尝试跨入社会科学领域，用他那双关注病毒传播趋势的眼睛去观察社会。

库哈尔斯基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命题：为什么疾病、经济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和传染？在全球都被一场致命传染病笼罩的时候，这个问题自然足够吸引眼球。但要为这个横贯自然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提供一个普适的理论，目标未免过高——这需要多个领域的学者长期合作。库哈尔斯基这本书只能说是对一些相关社会问题的初步探讨，离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还有相当的距离。

病毒传播、金融危机扩散与注意力争夺战

库哈尔斯基首先介绍了几个关于流行病学的经典理论，比如罗斯在19世纪末基于疟疾传染而提出的“蚊子定理”、麦肯德里克提出的“SIR模型”以及R值与“超级传播者”。这些理论都以数学模型的方式，描述了疾病暴发的走势。大致介绍了这些理论后，他便雄心勃勃地展开了对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的讨论。

那么，从疾病暴发的预测到对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分析，其中的讨论基础是什么呢？库哈尔斯基认为，应用统计学中的重要概念“相关性”，也就是“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将疾病暴发的分析方法运用到现代金融核心问题的一个纽带。他对金融泡沫的积累和破裂做了专门的讨论。一般而言，在一场疫情中，一个人染病，就可能会连累其他人也得病。整个疫情通常都会包含四个阶段：散发期、扩散期、暴发期和下降期。与此类似，一场金融泡沫的破裂通常也是从少数几家机构开始，逐渐蔓延和扩散到更多机构。金融危机也会经历四个阶段：隐匿阶段、醒悟阶段、狂热阶段和“灰飞烟灭”阶段。所不同的是，疫病可能躲得掉，而金融危机则是越躲越糟。防疫人员常常会把病毒感染者隔离开来，其他健康人也可以用躲着不出门的方式来避免染病。但在金融危机中，银行的“躲避”，也就是信贷紧缩，则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灾难。

2009年，巴菲特曾将性病与金融危机做类比：“风险不仅取决于你和谁上床，还取决于和你上床的人还和谁上床。”巴菲特认为，各大银行之间相互依赖的网络，会让那些小心谨慎的机构同样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在面临危机时，政府可以选择首先帮助那些会造成大规模“传染”的大型银行渡过难关。

网络信息传播，在库哈尔斯基看来同样与病毒传染有相似之处。就如同流感、疟疾等疾病的病原体有多种毒株/菌株彼此竞争，争夺易感人群，观点和新闻也在争夺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一种病毒或细菌亚型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关。人们都聚集在不同的小圈子里，每一种“亚型”都能找到自己的领地而不用与其它“亚型”竞争。库哈尔斯基认为，这种社交模式也解释了网上为什么会有迥异的想法。持有相似观点的人总会在社交媒体中相聚，形成一种“回声室效应”，在“回声室”里，人们很少能听到相左的意见。

“回声室效应”也能解释为什么一种观点的传播如此之难。人们总以为应该把信息传递给受欢迎和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会把观点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论在村庄还是社区，有影响力的人总是倾向于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抱团，所以，即便这些“意见领袖”接受了这一观点，都未必能在社会中产生大范围的影响。

“0号病人”与“超级传播者”：充满随机性的事件

当疫情发生时，“0号病人”和“超级传播者”总会吸引更多的眼光。然而，这样的关注有时候是找错了方向。库哈尔斯基认为，在很多时候，“超级传播者”和“0号病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异常。不仅如此，“0号病人”和“超级传播者”的出现总是充满偶然性。2014~2015年，在埃博拉病毒流行期间，库哈尔斯基所在的团队就注意到了一个鲜明的特征：最可能导致超级传播事件的病例，往往是那些无法与已发现的传播链联系到一起的病例，卫生部门几乎不可能预测超级传播事件。

换句话说，一个人成为“0号病人”或“超级传播者”，可能完全只是因为运气糟糕，但在公共舆论中，他们常常会被指指点点。因为“相对于没有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们倾向于对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但带来不良后果的行为给出差评”。尤其是，在一些公开的流调报告中，感染者的行踪轨迹披露太过全面，这使得他们成为被评头论足的焦点。

艾滋病和淋病的感染者更容易被污名化。库哈尔斯基指出，把性病的暴发归结为过高的性行为活跃度也不公平，它同时也与特定社会人群的治疗被延误有关。比如，有专家对1970年代的科罗拉多州泉市淋病暴发进行研究后发现，来自当地一所上层中产阶级就读的大学且具有冒险精神的白人女性检出淋病的概率很小，远低于阅历单纯的同年龄段黑人女性。库哈尔斯基因此认为，把高危人群视为异己，导致他们被孤立和污名化，会反向推动疾病的传播。

谈及“污名化”的问题，《传染》译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谷晓阳认为，在抗疫过程中，数据采集者实际上是被公众交付了信任，他们有义务妥善保护公众信息，尤其是保护感染者的隐私——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使用伦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把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和生活内容全都公布得非常详细，这真的是流行病信息发布中必要的吗？一旦这些信息公布，就会有人去指责和评论。不能指望全社会的人都非常善良并自觉尊重隐私，这是对人性过度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