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陶勇，愿以自己的力量改善一点医患关系

最近，抗疫医生艾芬在爱尔眼科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右眼近乎失明，这场医疗纠纷困扰着陶勇。

好友李润知道陶勇的个性，劝他不要发声，避免卷入不必要的舆论漩涡。但1月8日，“医生陶勇声援艾芬”还是上了热搜。

陶勇是被艾医生那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避免更多像我一样的情况再发生”而打动，“我愿意和她一起努力，增进公众对眼底疾病防治知识的了解，提升眼底疾病的检查力度，减少视网膜脱离患者，哪怕减少一个也好。”

“他一直说，做医生就该有侠义之心。这个做法很陶勇。”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李润说，他虽然阻止不了朋友，但理解他。

自一年前那场恶劣的暴力伤医事件之后，陶勇成了公众人物。随着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报道，他几乎代表了一种超乎想象的完美——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35岁成主任医师，36岁当上教授和博导。这位天之骄子把医学当做信仰，却遭遇“农夫与蛇”的悲剧。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他依然展示着正直、善良、勇敢和宽容。

一年后的他，在发生过暴力事件的朝阳医院继续坐诊。但无论是他作为医生的曝光率，还是他的内心和生活，都在发生变化。

他上了脱口秀舞台，以云淡风轻的语气，调侃自己是“一位遭到自己病人袭击的眼科医生”。他以2020年度高光新闻人物的身份站上《新浪一年一讲》讲述心理变化，“如果有人走到我的身后，我会害怕，特别警觉，赶紧回头看。在电梯里，我都不愿意身后站着人。”他远离了手术台，曾经神经、肌腱、血管断裂的左手，依然处于失能状态，毛巾拧不干，扣子系不上，打领带和剪指甲都需要人帮忙。

他从不回避愤怒、遗憾和难过，但他能放下，并且能微笑着站在台前演说，“如果我们总是委屈、抱怨、吐槽，那我们的色彩就太灰暗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要甘于平淡，但不能甘于平凡的溃败。”

遭遇惨烈还能拥有赤子之心的陶勇，在媒体上展现得过于完美，难免让人质疑。知乎上就有人问，“如何看待《南方周末》称陶勇医生一天做86台手术？”一位航空总医院的医生给出回答，“眼科手术5-7分钟做一个，八小时能做80个左右。现在你还会觉得86台很多吗？”

李润说，陶勇一直担心媒体把他过于神化了，“他就是一个医生，没有特殊性，他想还原自己真实的想法。”

由陶勇口述、李润执笔的文学随笔集《目光》，就是想呈现一种真实。

“它就像一把手术刀，一点点解剖了我的思想，将它们更系统更直接地呈现出来。”陶勇说，这本书相比媒体零散的报道更加完整，是他从医20年来的经历、沉思和感悟，也呈现着他的人生观与生死观。书里的陶勇不仅是承受飞来横祸的新闻当事人，更是一个直面中年危机的普通人，一个北漂了23年的医生，一个曾有过动摇、彷徨的人。

有豆瓣网友坦言，读《目光》时，会带着对陶勇完美人设的戒备心，“他身上少有的缺点（比如为了事业不修边幅）都是主流认可的优点，这让我很警惕。”但读完那些直白朴实的文字后才发现，一个人受了伤害却没有利用“弱者优势”博取大众关注，而是用思考和善良激励自己和他人。目前，《目光》在豆瓣上收获了3500多位网友打出的8.9分的平均分，位列2020年豆瓣高分排行榜。

“满纸的温柔与冷峻……以一字一句当甘霖雨露在苦难和绝望的沙漠里开出花来。”倪萍在《目光》的序言中写道。

同学老桃

当出版社找陶勇写一本书讲述自己作为医生的成长和思考时，他想到了老朋友李润。

2003年，陶勇帮素不相识的李润接待了美国来访的学者，两人自此结下友谊。当时，陶勇在北大医学部就读，李润则在国际关系学院。

李润叫陶勇“老桃”，调侃他是“非正常人类”，一本直立行走的百科全书，大脑每天都围绕学术运转，“陶勇经常做课题到半夜一两点，早上五六点又起来去医院查房。在事业和学业上，超乎常人地追求上进。”

大学时，李润想拉陶勇出去吃饭、打游戏、唱K，都会被反问，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偶尔，陶勇出席了，大家聊着聊着天，最后又变成他一个人的励志演说，让周围人自惭形秽。毕业前，大家瞎聊未来，都想着以后怎么挣钱，只有陶勇念念有词，“我要攻克癌症，留名史册。”

陶勇曾经的心愿是，如果科研项目做出成绩，或许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医学杂志里。

从大学时代，陶勇就深受包括楼管大娘在内的中老年妇女喜欢，脾气好，说话温柔，能共情。但他也有脾气古怪、不近人情的时候。有一次李润跟他约会谈事，晚到十分钟，被发火的陶勇数落了半小时。对时间管理极为严格的他，最痛恨迟到。

没有重大事情，李润很少联系陶勇，“他是一个每天都严格按时间表生活的人，把时间利用到极致，每件事的安排精确到几点几分那种。”接朋友电话，陶勇总是脱口而出，“什么事？说。”急促问话，常会给人很大压力。

李润和朋友们嘴上调侃陶勇“奇葩”，但很喜欢他。毕业那么多年，只有他清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在顶尖学术期刊SCI上发表91篇论文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只有陶勇能做到，“他仿佛活成了我们内心中的那个自己。”

中年北漂

李润总会问身边人一个问题，如果幸福是10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陶勇的答案是98分。而李润问过的大部分同龄人，答案都不会超过80分。

陶勇反问，你觉得哪里不幸福？李润答不上来，他只是觉得，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快乐。

因为写《目光》，在某集团担任品牌总监的李润向公司告假，从深圳飞到北京与陶勇朝夕相处了三个月。

李润记得，最早从新闻上看到陶勇血淋淋躺在担架上的照片时，“完全不相信是他，好多人都崩溃了”。他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到了车站，却被告知疫情期间不能探视，也联系不上陶勇，大哭。

大年初一，朋友们冒险开车去野庙烧香祝祷，内心焦灼。到大年初六，同学群里才等到陶勇发来的三个字，“我很好”，再过两天，等来一个“疼”字。

李润一直担心，陶勇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一个把所有时间、精力投入事业的人遭此劫难，会不会被打垮，“害怕我们心里的那份赤诚就此死去。”

在北京的三个月里，李润帮陶勇接待媒体，每周两次开车接送陶勇去医院做电疗康复，送水送饭。他眼见着陶勇仍然忙忙碌碌，出诊，带研究生，做课题和论文，就连晚上也要参加视频学术演讲。

多年不见，他发现，那个不讲究物质生活的陶勇还是没变。陶勇家人多地方小，白天陪着他奔忙，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才能配合他时间回宿舍采访。时间再晚，李润都得走，因为宿舍条件太寒碜，“不能适应，太简朴了。”

陶勇跟李润坦言，有时忙完一天工作，走在北京街头，有莫名的孤独感，他感觉自己在走一条长路，只能自己独行。李润在北京待过十多年，最终去了深圳，在北京漂泊23年的陶勇却没走，他喜欢北京的理由很简单，“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怀抱一种梦想，不单单是物质名利，更多是个人价值和情怀。”

他跟李润聊自己的成长，父母从未仰望金钱名利，而是注重精神世界，他们至今还用着结婚时买的床单被褥，对他影响很深。

他也聊那些形形色色的患者，有豪门显贵，有意外失明，有穷得医疗费都付不起的，也有艾滋病人。

有位从8岁开始接受陶勇治疗的小患者岳岳，专家团队在十年里用十次手术竭尽全力保住他的视力，用陶勇的话说，“死死拽住了一个快要坠入悬崖的人。”也因为接触病患太多，见识的苦难太多，陶勇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格外珍惜知足。

夜里聊天，陶勇问李润，深圳的私立医院是不是环境好，病人少？“要不我去深圳，不看病人，就做自己的试验，搞科研得了。”聊完天，他倒头睡着，第二天一早六点多又出发奔往医院。

“他对我的冲击很大。我20多岁时定的目标都实现了，在企业做到中高层，在大城市落下脚跟，衣食无忧。但我们还是羡慕陶勇，只有他是真正的快乐。”无论旁观还是深入聊天，李润发现，陶勇非但没被击垮，反而越来越坚定。

警惕过度神化

“我并不希望我受伤这件事被太多人关注。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我能为这些关注我的眼睛呈现什么样的价值。”在《目光》中，陶勇坦言，遇袭的伤痛像是噩梦，他完全不想回顾，不想让人同情，也不想让砍伤事件成为自己的标签。他也警惕外界对他“菩萨心肠”的评价，他并不是完全无私的人，过度的神化，对他来说是负担和道德绑架。

但在想清楚知名度的重要性之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面对公众。他想要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他看来，如果以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善一点医患关系，让医生和患者互相尊重，就是更大的价值。

无论是在脱口秀舞台、新浪年度演讲上，还是在媒体采访中，陶勇都提到他“天下无盲”的梦想。

前段时间，陶勇去了中国盲文图书馆和北京市盲校，图书馆里坐着一位视力很差的男人，正在看电视剧。陶勇问他看得清吗，他说，看不清，就是一团花，但可以听，听也很开心，感觉到自己还有生活。

“我原来认为视力跟幸福是等号，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幸福就在于你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没有指望，还有没有期盼。”陶勇反思，过去他只关注患者的视力，却忽略了他们的心理，如果患者的心理压力能被关注疏导，也将从源头上减缓紧张的医患关系。

所谓“天下无盲”的核心，是通过医疗关爱计划尽量降低致盲率，帮助盲人创造工作机会，增加生活信心。在陶勇畅想的未来，科技手段有朝一日能实现“天下无盲”的心愿，脑机接口可将摄像机的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直接接入人的枕叶区域，使人的视觉中枢产生人工视觉。

12月24日，陶勇带着朝阳医院的眼科医生们去盲校给120多个孩子做了检查和留档，这件事未来会继续下去。他明白，“天下无盲”的心愿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他想要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一个人做不了，我要影响更多人去做。”

“跟老桃在一起，很像是回到大学时代，谈论的不是八卦、创业、赚大钱这些话题。他经常说，我的目标不是流量，不是虚的名声，而是天下无盲。”陶勇让李润跟他一起实现“天下无盲”的理想，李润起初有些犹豫，转念想，人的一生，用财富来衡量是没有底的，也难以等同于幸福。但有些事情，仅仅是做的过程就很快乐，他愿意跟着陶勇一起体会。

帮陶勇写下这本《目光》，李润是想让更多人感受到陶勇的坚定，“让更多人在迷茫脆弱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