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去世，他担得起“出版家”的称呼

1月10日早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今天一整天，学人和出版人都在朋友圈或者微博发文哀悼。大家不约而同用上“出版家”来形容沈昌文，“他是担得上这个称呼的。”学者江晓原告诉第一财经，《读书》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对一代人的人文思想起到重要作用；没有沈昌文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系列好书，也就没有今天的三联出版社。

令许多学人和出版人怀念的，不只是沈昌文在出版领域做出的成绩，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和性情。作家止庵在接受采访时说，沈昌文圆通的处事方式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沈昌文的人格魅力和处事方式，才让他在八旬高龄依然能在出版界做一些事。“很多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成为过去了，而他只是老了，却一直在，从未过去。”

《读书》的人文启蒙

沈昌文长期执掌《读书》杂志。在那个改革开放启动不久的时代，“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为创办宗旨的《读书》，无疑给知识界带来一股春风。从创办开始，《读书》就汇集了中国文化界一批忠实读者，并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

“我有全套《读书》杂志！“江晓原颇为骄傲地说。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时，他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本科二年级。当时南大校门口有个书店，很多同学都喜欢去逛，他在里面无意间发现《读书》，之后每期都买。

江晓原不仅杂志上的文章全都读了，还整整齐齐收藏了。几年前，《读书》主编郑勇去江晓原上海家中拜访，无意发现书房里长长一排杂志后很是激动，还专门合影留念。

“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感兴趣的话题；二是《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明显不同，文章写得很好。”江晓原说。

因为类似原因被《读书》吸引的还有80后媒体人郭洛滢，至今她保存着本科时买的几本《读书》杂志，并把它们从成都带到了上海。“保存杂志是有种念旧的感情，《读书》在很多年轻人的人文思想形成阶段起了作用，所以读者对它的感情就和其他读物不一样，会一直收藏着。”江晓原这样解释。

对于《读书》杂志这种独特的风格，沈昌文在他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中说，当时《读书》上选用文章的要求除了“厚积薄发”，就是讲求文采，为此还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因为观点虽然不错，“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江晓原说，有段时间《读书》变得不是那么好看，原因之一就是刊登的文章失去了文采，另外就是当时有人认为《读书》要和国际接轨，应该讨论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所幸这个过程不长，很快就被扭转过来，“那个阶段对《读书》来说是比较可惜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掉粉。”

影响巨大的《第三次浪潮》

在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沈昌文还出版了很多至今经典的好书，例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巴金的《随想录》，还有蔡志忠的漫画系列。

同时他也非常关注西方文化世界的动向，翻译引进的很多书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成为当时思想启蒙重要的几本书之一，1983年引进中国后，国人在书中第一次知道了电脑、互联网，很多如今的互联网大佬都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到互联网。

“这本书在美国影响大，但仅仅是一本社科书，不像在中国，直接参与到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历史学家雷颐在托夫勒去世时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并没有落后特别多，就跟当时的领导人接受了新技术革命有关”。

沈昌文还出版了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这本书的后记中写，“倡言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宽容》出版后成为震动出版界的作品，发行量达到五六十万册。后来，沈昌文把包括《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等书列为“文化生活译丛”，成为三联书店的经典系列。

“三联出版社今天在知识分子心中有非常高的地位，是由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起的作用奠定的。从这点来说，沈昌文的贡献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出版社，都是功不可没。”江晓原说，“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三联出版社”。

出版家的餐桌

《读书》杂志，一如沈昌文的性格，兼容并包、谦逊圆通。1980年代主事《读书》以后，沈昌文就一直希望广开言路，容许各方观点的存在，同时，求贤若渴，求稿若渴。

一本广有影响力的杂志背后，是主编与知识界的紧密联系。工作往来之余，沈昌文也和各路作家、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迎来送往不断，颇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架势。“沈公”的餐桌，在北京一度很有名气。

对爱组饭局吃饭这一点，沈昌文从不讳言。他曾经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就有话可谈了嘛。”

有几年，沈昌文接待外地到北京的客人，也时常拉上止庵作陪。在止庵印象里，沈昌文组织的饭局，常常是六七个文化界的人。他就在餐桌上见到过不少作家、学者，比如李慎之、於梨华、王朔等。

沈昌文爱吃、懂吃，“他脑子里基本上是有一张北京（美食）地图，哪一家饭店什么东西好吃，他都知道”。止庵记得，每次吃饭都在不同的馆子，消息还特别灵通，一家餐馆菜品质量好的时候，他会光顾，一旦质量下降，他就不去了。而且他去的馆子，通常都不是什么高端、奢华的场所，但总有几样菜是特色。因为在上海长大、祖籍宁波，沈昌文十分钟爱江南菜，尤其是上海本帮菜，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口味偏甜，在北京也有分店的上海老字号本帮菜馆“美林阁”是他一段时间里时常光顾的地方。

“沈公是非常懂老派规矩的人”，沈昌文点菜的路数，令止庵影响颇深。在他的观察中，沈昌文在他宴请别人和别人宴请他这两种情况下，点菜有明显的区别。“别人请他的时候，他一般都点的少一点，便宜一点，到他请别人，就不一样了。”

“他圆通，但不丧失自我”

沈昌文的影响力，不只是因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主编的名头，在许多文化界人士的眼中，沈昌文是一个极有人格魅力的人，随和，笑眯眯的，为人谦虚，可到哪儿都是主角。出版社开会，一屋子文化人坐在一起座谈，沈昌文发言不长，却总是精彩、风趣，很吸引人。“他特别聪明，很难找到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了”，止庵说。

对止庵来说，沈昌文主事时的《读书》对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就是我从杂志当中看到了原本不知道的东西，但说他在思想史上有多高地位，也未必”。后来，因为近距离接触了沈昌文，止庵反而是在老人的为人处世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他告诉第一财经，沈昌文为人处世特别圆通，这一点，也是他遭到一些人诟病的地方。“一些秉持坚定原则的人认为他是太圆滑了，但我理解，他们这一辈人，不圆通，很多事情就办不成”。止庵觉得，沈昌文为了成事，常常会牺牲一点东西，但他不会“丧失自我，而是保留了自己的绝大部分”。

“他性情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止庵说。最近几年，他很少参与沈昌文的饭局，是因为老人“脑子还特别清楚，但耳朵不行了”。别人和他说话，需要很大声才行，渐渐地，老人逐渐变得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样快活、话多。“我看着挺心酸的，不愿意看到老人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