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忆傅高义的二三事，解读他眼中的东亚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证实，著名中美问题学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因术后感染在马萨诸塞州病逝，享年九十。

傅高义《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的中文译者、中日近现代史研究者沙青青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傅高义不仅仅是一位研究者，或者说学术研究只是他的一个面向。”

沙青青说：“他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学术活动家，在中日都积累有深厚的人脉，也因此能够以大视角和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东亚。同时，他也是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这种经历可能是如今学者很少能同时具备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季卫东曾在1990年至2008年于日本神户大学任教期间，数次参加傅高义的演讲会和座谈会。他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道：“傅高义能流利地使用日语和汉语，虽然语速颇慢，但表达的意思很准确，颇有平衡感和智慧。”

季卫东表示，在把日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20年间，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日本进行调研，非常重视实证分析。“据我熟悉的一位日本著名政治学家说，为了采访，傅高义先生是不惜放下身段的，甚至会要求日本相关朋友让他借宿。”他说。

“而20世纪80年代，傅高义转而研究中国，态度很友好，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季卫东说，“他是希望中日保持友好关系，反对中美脱钩的，这种胸襟和立场实在难能可贵。”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7月，精通中文与日文。1958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自1964年起在哈佛任教，曾于1973年和1995年两度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至1987年担任国际事务中心美日关系项目主任。1993年至1995年，他曾出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东亚国家情报官员。

1958，傅高义携妻女前往日本东京市郊进行田野研究，观察日本社会。之所以选择日本研究，因为在当时，傅高义认为，日本和美国虽然都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文化却完全不同。

在2年的时间内，掌握了日语后，傅高义夫妇选择了6个东京市郊的家庭，每周进行一次采访，持续了一年多。这2年的观察最终在1963年汇集成名为《日本的中产阶级》（Japan's New Middle Class）。在这本书中，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用各种细节描述了日本工薪一族的生活方式。从入学竞争，到全职太太，再到职场焦虑，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都通过傅高义的描述为更多人所知。

这本书不仅成为了傅高义社会学领域的转型之作，也开启了他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生涯，被视为傅高义的成名之作。

1979年，傅高义撰写了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O.1），此书定义了之后十年西方“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书中，通过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全面剖析了日本“黄金时代”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在傅高义看来，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比如，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 ，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等。

季卫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本书曾经引起美国和日本朝野的震动。“在美国似乎更多地触发了危机意识，而在日本似乎更多地引起了自豪感。”他说道，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如此细致深入地剖析日本。“从我刚赴日留学的1984年到我赴美访问研究的1991年，这本书构成美日关系话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季卫东说。

沙青青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傅高义的一系列著作中，让他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日本第一》，之后则是他早年对中国的相关研究。

被误读和争议

2000年，时隔20多年后，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

20年间，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变。期间，日本经济从腾飞逐渐走向衰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泡沫被刺破，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衰退期。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也引发热议，傅高义曾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他也在多年前的演讲中坦言：“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相反，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些人误解了我想传达的信息，因为他们只读取了书名。”

也正是20年间的热议与争论，促使傅高义写下《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我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所写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很多成就也确实是世界第一。例如，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仍值得借鉴？

而让季卫东印象最深的是傅高义所写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这本书为后来社会科学界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或者分析的工具性框架。”他说。

季卫东回忆道，1996年，三得利文化财团曾经专门以“东亚的新中产”为主题组织高端论坛和发布科研项目。他说：“我还曾经应佐伯启思、青木保两位大方之家的邀请，就中国新中产的形成与发展做过一次演讲，后来原稿发表于日本综合性思想期刊《世界》上。这些议论其实都在傅高义先生设定的射程之内。”

季卫东认为，傅高义所谓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取得成功的秘密在于，通过新中产群体、终生雇佣、年功序列等具有特色的经营模式、市场友好型的产业政策以及各种劳资合作协议，化解了贫富悬殊问题，化解了激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正以及稳定的社会预期，因而形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优势。

沙青青也认为，其实，傅高义的日本观一直贯彻始终，哪怕是泡沫经济破灭后，他依旧认为日本制度有可取之处，而非一无是处。“他认为的日本模式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有非常明确的组织型优势。而弊端则在于全球化环境下，日本社会天然的封闭化倾向，以至于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他说。

沙青青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难以自拔，这是一方面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日本尽管经济泡沫破灭了，但直到几年前才被超越，日本经济总量才落到世界第三位。“等于说一个经济泡沫破灭的国家，在长达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继续维持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位。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所谓的破灭或者萧条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他称。

沙青青认为，其实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刚遇到或者正在遇到的，例如，国际商贸关系如何平衡、高速发展如何转向平稳发展过渡、本国社会文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冲突、社会老龄化以及低生育率的困扰等。

“当然，日本的发展之道也有短处，这就是比较压抑个性，导致竞争机制会有所限制甚至萎缩。”季卫东说道，“无论如何，战后日本高速增长以及结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