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金元足球的自我救赎：足协“限薪”两大杀器来了

就如华贵富丽珍宝光色的外衣，中国足球又脱去一层“泡沫之服”。

12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中国足协正式向外界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两项决定：一是球员全面限薪，按照中国足协出台的最新规定，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平均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元，外援年薪不得超过税前300万欧元、总额不得超过1000万欧元；在总支出方面，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

“这当然是好事，无论是财务管理到商业模式管理，中超联赛都应该像公共产品以及文化产品一样去管理，当然，这是系统工程，这次主要把热钱涌进来造成的泡沫挤出去。”知名体育营销专家朱小明15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薪水膨胀

谈到管理，自然得有所参照。

而中超联赛在全球范围内究竟处于怎样的水准？

外媒“品牌价值网”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目前全球的足球联赛排名中，中超已经上升到了第九位。

在这份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联赛排名中，欧冠联赛位居首位，影响力占据全世界25%，英超(24%)、西甲(14%)、德甲(10%)、意甲(7%)、法甲(6%)紧随其后。排在世界第七大联赛的是英冠联赛(英格兰次级别联赛)，影响力达4%，第八大联赛是美国职业大联盟，影响力达3%。中超联赛仅次于美职联，排在第九位，影响力已接近2%。

但这份排名还是让球迷颇为意外。

毕竟，从比赛水准层面，中超联赛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不过，从中超联赛的上座人数以及球迷人数角度，中超联赛还是有些许亮点，曾排名全球第六位。

至于此次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为何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平均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元，朱小明表示，主要是参照亚洲，尤其是日韩联赛的标准。

“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金元足球吞噬健康的足球肌体，现在有些人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吗？”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简称J联赛，韩国职业足球联赛简称K联赛。据2018年统计，日本J联赛注册球员共有1585名，而2019年J联赛球员平均年收入为227万人民币（3459.5万日元）。

当然也有大牌巨星。在2020年日本球员年薪排行榜单中，伊涅斯塔以33亿日元（约合2620万欧元或2亿元人民币）夺得第一位，这在欧洲足坛属正常价位，而其他一些外援多在1.5亿日元与5亿日元之间。

这与动辄百万、千万欧元身价的欧洲足坛是天壤之别，即便和中超俱乐部工资较高的外援对比，也是相差数倍。

今年夏天，外媒financefootball曾发布中超联赛的最高工资球员排行榜，在这份排行中，上港、恒大、国安、鲁能等俱乐部外援的工资都不低，奥斯卡以46万欧元（约合366万元人民币）的周薪，成为中超联赛的第一名，第二位是巴坎布，周薪达到37.5万欧元，胡尔克周薪达到32万欧元，球员佩莱的周薪为29万欧元，保利尼奥周薪达27万欧元。

如果以周薪去衡量的话，中国这些球员的收入都是天文数字。

球员的身价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中超联赛中的七冠王广州恒大俱乐部中目前身价最高的球员是来自巴西的国脚后腰保利尼奥，这位前巴萨球员目前在德国转会市场上的身价为3800万欧元；身价排名第二的则是塔利斯卡，目前身价为2500万欧元。

“这主要是前几年，投资者纷纷进入足球联赛俱乐部，砸钱引外援引发的泡沫。”动吧体育董事长白强与朱小明均如此表示。

众所周知，受“四大毒瘤”影响（编注：青少年运动员更改年龄、赛场严重违规违纪、不公平竞争、赌球），中国足球自2009、2010年跌入最低谷，经过休整，2014年开始出现上扬趋势，也正是这一年，各路资本开始涌入足球产业，从王健林的“买买买”到许家印、马云、刘强东等富豪在足球领域的砸钱，中超联赛再次站在了“风口”上，与20年前地产商纷纷进入足球领域的方式略有相似，在国内的足球文化、青训体系还没有配备成熟的背景下，大量引进外援，从而提高足球俱乐部成绩。

国际足联曾出炉一份报告称，2016年，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购买国际外援上投入的费用为4.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这一年，中国俱乐部共在国际市场上签下159位球员。

大量引进外援的结果是，各俱乐部间拼杀得火热，俱乐部成绩提升了不少，投资方品牌获得影响力，也赢得了流量，但中国足球想突破东亚都很难。显然，靠砸钱，拯救不了国足。

自我救赎

巨大而长期的投入与产出、成绩不匹配，砸钱模式也难以持续。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上其他因素，昔日的金主旗下的企业受到很大影响。

“关键是，除了家大业大的房地产业，还有哪些金主会砸钱到足球领域？”白强认为，足球对于投资方而言，最大的作用增加营销效果，但对于现在正在崛起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足球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面对此现状以及俱乐部目前巨额投资压力之下，唯有踏上自我救赎之路才是正道，但前提是需要正视足球是“文化产品”的属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消费产品。

朱小明认为，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从管理、财务以及商业模式上进行规范，而此次限薪正是对标这样的改革。“文化产品需要几代人传承，企业是倾向支持本地球队与支持、尊重足球文化的，而不是用地产等企业的思维模式去经营足球俱乐部。”

此次新规规定，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超出限额、不高于20%的，将被扣除联赛积分6分；超出限额，高于20%但不高于40%的，将被扣除联赛积分12分；以此类推。联赛扣分最多不超过24分，并将在审查报告签发年度的赛季执行。

“这样的限制，与日韩俱乐部以及欧美知名俱乐部中下流表现的俱乐部投资额度基本类似，关键是将青训等费用支出也纳入其中。”朱小明认为，这对于中国足球的长期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欧洲悠久的足球文化造就了欧洲球员成熟的培养模式，球员多来自青训营，英、德、意的青训属于地区服务性质，西甲青训对象面向全国且训练时间较长，法甲采用购入培养模式；各联赛俱乐部都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而各家对青训营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比如德国足球，在德国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2000年欧锦赛无所作为，以及2004年德甲俱乐部冠军联赛无缘八强后，德国足球界开始深刻反思，最重要的应对举措就是加大对青训系统的培养：从2000年开始至2010年期间，德国足协在10年里为青训计划投入了至少5亿欧元。

根据中国足协财务报告，2018年各级国家队支出逾2.5亿元，青训中心建设与青少年足球培养支出7461万元。根据中国足协2018版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青训投入不得低于俱乐部全年支出的15%。如此，中超多队需支出上亿元。

这笔费用，各大俱乐部是否严格执行？目前，国内俱乐部都是企业或企业主个人投资，成本支出与收益的真实情况也是各家自己知道。

从目前唯一一家公开财报的俱乐部来看，效果难言理想。其2017年财报显示，17.65亿元营业成本中有12.4亿元主要用于一线球员的薪水和奖金。

到了2019年，该俱乐部为5名外援支出的转会费、工资及安家费高达8.7亿元，而该俱乐部的总成本高达28.9亿元，营业成本为24亿元。再看收入，其2019年总收入达到了9.489亿元，其中营业收入为7.82亿元。如此，2019年整体亏损为19.4亿元。

“这十数亿元的亏损，对于市值高达几千亿元的企业而言虽然算不上事儿，俱乐部也可靠自家集团投入的广告在账面上好看一些，但对于足球产业本身危害很大。”朱小明认为，这就像是一个畸形的黑洞。“足球俱乐部的投入、产出与收入以及商业模式，应该有现代企业该有的规范。”

凭借转播、赞助、广告等模式，欧洲俱乐部2018-2019赛季年度总收入数额中，英超、西甲、德甲年度总利润值以人民币计算分别达到了7亿元、4亿元和3.5亿元。

中超曾公布联赛16支球队在2017年整年的财务报表。数据显示，2017赛季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2.5亿元；到2018年，平均亏损4.4亿元。

看中超球员的收入，是日韩等国球员的数倍；一些俱乐部的投资更是赶上欧洲豪门俱乐部的投资，但比赛水准，却相差巨大。

“唯有改革，中国足球才有未来，按我的判断，未来五年将是中国足球很艰难的时期，但也可能会从此涅槃重生。”白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