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宝琛
“碳排放将成为生产要素中的重要部分,碳市场将成为与股票、债券、外汇、商品一样的重要市场。”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11月25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
殷勇介绍,目前,我国二氧化碳的年排放大概是160亿吨,年净排放大概是100亿吨。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加快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降低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碳排放强度、降低化石能源消费、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节能消费的方式,发展碳捕捉,利用和分储、封存等负排放的技术。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形成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将给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转变。”殷勇说,但需要强调的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绝不意味着不发展,更不意味着发展倒退,而是在气候目标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好地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而提供的金融服务,过去十几年绿色金融无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殷勇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者,绿色信贷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不仅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也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扮演了引领的角色。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要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们的资源要从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业配置到绿色、低碳、无碳的行业。
“我国提出碳排放目标的重要意义,就是使得约束成为刚性,碳排放的路径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化,这将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殷勇说,一是形成巨大的碳交易市场。碳排放将成为生产要素中的重要部分,碳市场将成为与股票、债券、外汇、商品一样的重要市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可以更有效的充分的发挥,促进资源向环境效益更优的行业聚集。
二是绿色风险的分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盈利模式、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可能面临根本性的改变,碳排放强度大,无法完成技术转换的行业或者企业有可能被淘汰。市场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对企业的估值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对金融机构而言,资产的质量可能发生变化,一些原来安全的资产可能会变为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不是由于信用风险产生的,而是由于气候环境的风险因素所带来的,气候风险的剂量变得更为重要而紧迫。
三是监督执行评估的机制会进一步的加强。碳排放量是要通过一定的剂量手段显性化,从国家层面要通过对各类能源消耗和利用进行更精准的统计,使得碳排放的总量更清晰、更加明确。从微观层面,对各类主体的碳排放的剂量监测、评估、执行的机制要更加全面加强。这些都会为绿色金融提供基础条件,创造发展的市场空间。
(编辑 张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