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下称“世行”)在2020年10月期《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从遏制疫情走向复苏》(下称“半年报”)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东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三重冲击:新冠大流行本身,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半年报显示,有些国家已有效遏制了病毒传播,国内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亚太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而全球需求依旧疲软。预计2020年整个地区仅增长0.9%,为1967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世行指出,该地区2021年的前景更为光明,基于复苏持续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正常化的假设,并与疫苗可能问世相关联,预计中国将增长7.9%,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将增长5.1%。不过,预计产出在今后两年将远低于新冠大流行前的预测。对于一些暴露度较高的太平洋岛国前景尤为严峻,预计这些国家的产出直至2021年都将比危机前的水平低10%左右。
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冲击
根据半年报统计显示,疫情爆发后,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平均承诺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近5%的资金用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救助家庭、帮助企业避免破产。但也有若干国家感到很难扩大其有限的社会保护计划。
半年报发现,在有些国家,即使增加了支出,其救助范围截至目前还不到收入下降家庭的四分之一,只有10%~20%。
同时,新冠大流行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世行指出,与上年同期相比,2020年4月或5月一些亚太地区国家的企业销售额下降了38%~58%。大企业的复苏步伐似乎比中小企业快,而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危机冲击,也难以通过数字化来适应冲击。有薪雇员和家族企业雇员的收入均出现大幅下降。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贫困人口打击最大,而且造就了一批新穷人。亚太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政府面临艰难的抉择。但是也有可供采用的明智的政策选项,能够减少这些权衡取舍,比如投资加强检测和追踪能力,持续扩大社会保护范围纳入贫困人群和非正规部门。”
半年报警告说,如果不在多条战线同时采取行动,大流行就可能在今后10年将地区增长率每年削减一个百分点,贫困家庭因获得医疗、教育、就业和金融服务的机会较少而受到的影响最大。
该报告分析显示,疫情造成学校关闭可能导致亚太各国经学习结果调整后的受教育年限损失0.7年,因而该地区的普通学生可能面临在其工作生涯中每年的预期收入减少4%。
此外,公共和私人负债,加上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和不确定性上升,使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经济稳定面临风险,而这正是该地区此时此刻所急需的。
世行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的巨额财政赤字将使政府债务平均增幅达到GDP的7%。
世行并呼吁进行财政改革,通过增加累进税和减少浪费性支出来调动财政收入。在一些国家,未偿债务存量可能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需要更大的外部支持。
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加快了贸易领域原已存在的趋势,包括亚太地区的区域化、全球价值链部分移出、数字化服务增长加快等,但也加大了回归保护主义的压力。
七个关键领域权衡利弊
世行在报告中指出,在理想情况下,应根据对未来复苏和增长的影响来做出当下防控疫情与提供救助的政策选择。政府面临艰难的权衡取舍。
巨额的救助支出或支持消费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使负债累累的政府缺乏投资基础设施和促进增长的手段。政府如何在个人中以及一段时间内分摊公共债务负担(通过间接税、所得税和利得税、通货膨胀或金融抑制),对增长和分配都至关重要。
世行指出,这场危机表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可有助于亚太地区各国政府今天做出的抉择能减少未来在7个关键领域的权衡取舍: 第一,建立智慧防疫能力(包括检测、追踪和隔离),会有助于通过更具针对性并对经济影响较小的措施来遏制疾病激增。同时,开展国际合作以激励疫苗研发,并准备高效公平地分配疫苗,将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复苏。
第二,启动财政改革可以在不牺牲公共投资的情况下增加救助支出。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的巨额财政赤字将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平均上升7个百分点。私人债务高企而且不断增长,对政府财政构成一种额外的间接风险。通过对收入和利润进实行累进税率,并减少在可再生能源累退补贴上的浪费性支出(在有些情况下超过GDP的2%)以扩大税基,可使复苏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面对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亚太地区各国政府需要保持来之不易的财政审慎的声誉。即使亚太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内借款为赤字融资,但也有一些政府在诱使央行购买主权债券。过度依赖银行系统作为扩大救助的渠道也可能带来风险。尽管目前这些政策可能是必要的,但对透明度和尽早恢复财政纪律做出可信的承诺,可有助于减轻造成不稳定的风险。
第四,社会保护具有三重作用:减轻危机的直接影响;随着国家的复苏帮助劳动者重新融入;防止对人力资本的长期伤害;第五,为保护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人制定智慧学校战略(个人卫生规程、保持社交距离做法、学生重新注册等),可以防止人力资本的长期损失,特别是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损失。
第六,对企业的救助是防止破产和失业的需要。救助必须尽可能基于客观标准,不仅与过去的业绩或目前的困难有关,而且要与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关。为了避免过度延长救助期限,各国政府可通过与可观察的宏观经济复苏指标相联系,承诺逐步退出;第七,亚太地区各国需要深化贸易改革,特别是深化金融、交通运输和通讯等仍受保护的服务行业的贸易改革,以提高企业生产率,避免去保护其他行业的压力,并使民众能够利用因疫情而加快出现的数字化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