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特朗普将提名任内第三位大法官人选？

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因转移性胰腺癌的并发症去世，享年87岁。

自1993年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命为大法官以来，金斯伯格逐渐成为最高法院中资历最深的自由派成员。在近年来极具分歧的社会问题上，她始终如一地投出更具进步意义的一票，涵盖堕胎权、同性婚姻、投票权、移民、医保和平权行动等话题。

“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具有历史地位的法官。”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 ）说，“我们最高法院失去了一位珍贵的同事。今天，我们致以哀悼，但我们有信心，子孙后代会记住我们认识的金斯伯格，她是一位疲惫而坚定的正义卫士。”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哀悼称：“金斯伯格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女性铺平了道路。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了。感谢你，金斯伯格。”

由于大法官是终身任职并应由总统提名，金斯伯格的去世将不可避免地掀起一场“该谁来接替她”的政治斗争。大法官的空缺也被推至总统竞选的聚光灯下。

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在感受到体力下降时向其孙女克拉拉·斯佩拉称：“我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在一位新总统就职之前，我不会被取代。”

特朗普将有机会第三次提名大法官人选

在联邦最高法院内部，随着金斯伯格的离去，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人数可能不再平衡。金斯伯格任职期间，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由四位自由派、四位大保守派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组成。在大多数案件中，罗伯茨是一贯的保守派，但在一些重要的案件中，他与保守派同僚发生了分歧。今年，在保护移民不被特朗普政府驱逐、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禁止大型教会集会等投票中，他站在了自由派一边。

金斯伯格的去世，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获得任期内第三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也意味着最高法院可能将完全由保守派主导。在11月的总统大选后，法院将第三次审理是否要推翻奥巴马医改方案。2012年，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维持了该法，罗伯茨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并为多数派撰写了意见。但这一次，结果很可能发生改变。

在金斯伯格离世的消息传出不到一小时内，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发出一份声明，称“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选将在美国参议院的会议上接受投票”。 然而，讽刺的是，在前总统奥巴马仍未卸任时，麦康奈尔几乎推拒了一年的时间，以将大法官的提名顺延至2016年的大选之后。

一位“摇滚明星”式的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是第二位进入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在195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她分别在罗格斯法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

在金斯伯格的法律生涯中，她的形象常常是一位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上世纪70年代，金斯伯格与人共同创办了美国第一本专门关注妇女权利的法律杂志《妇女权利法律记者》；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妇女权利项目的创办者和主任，她在1973年～1976年间，在最高法院为6起性别歧视案件进行了辩论，并赢得了其中5起。

1980年，金斯伯格被时任总统卡特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这一职位上，由于其给出的意见清晰，能够为下级法院提供直截了当的指导，金斯伯格有了“法官的法官”之美誉。1993年，时任总统克林顿提名其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法官任期中最著名的是“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她为该案撰写了意见。该案的判决认为，由国家资助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全男性招生政策因禁止女性申请者而违宪。

多年来，随着金斯伯格在法院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她的作用也越来越大。2006年，随着奥康纳（ 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退休后最高法院的倾向“右转”，金斯伯格更频繁、更坚定地提出异议，其中许多发生在妇女权利案件中。

即使是在5次罹患癌症后，金斯伯格也依然保持着在国内外频繁露面的日程安排。她在1999年患结肠癌，10年后患胰腺癌，2018年患肺癌，2019年又患胰腺癌，2020年因胰腺癌复发患肝脏病变。在此期间，她经历了化疗、放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经历了带状疱疹带来的可怕痛苦。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佩服她的勇气。2009年，在癌症大手术后的三个星期，金斯伯格甚至还出现在国情咨文的演讲中。

在年初病发后，金斯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说，化疗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她能够保持活跃的日常工作。“我经常说，只要我能全力以赴地完成工作，我就会继续担任法院成员。”金斯伯格在 2020年7月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27年的大法官生涯中，金斯伯格渐渐成为“摇滚明星”式的年轻一代的偶像。在全国各地的演讲活动中，金斯伯格在讲述自己的法律观、日常锻炼和对一些热议话题的见解时，都会受到自由派听众起立鼓掌的欢迎。

“她对美国和美国法律的影响是非凡的。”最高法院中另一位女性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曾说，“作为一名诉讼律师以及后来的法官，她改变了美国反歧视法的面貌。……能让这个国家的法律为女性服务，她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