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最强老爸”梁启超的家教之道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要说中国最成功的父亲，梁启超当之无愧是其一。在“丧偶式育儿”越来越普遍、妈妈们为教育焦虑不已的今天，很多人可能会问，梁启超的教育秘诀是什么？

择校、请老师单独补课，乍一看，现在父母为了提升子女成绩所采取的办法，梁启超曾经也做过。但如果认为这样就能培养出满门才俊，显然就大错特错了。

“这也是我出这本书的原因，”《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的策划刘海滨说，梁启超生活的时代跟现在接近，他面临的很多情况至今还是难题，所以这本书可以为鲁迅先生在100年前提出的“怎样做父亲”提供一些借鉴。

刚刚过去的上海书展上，新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举行了首发仪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书展现场，最多的场景还是妈妈们带着孩子来选书买书，而少有爸爸的身影。

也有择校焦虑和烦恼

一直以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身份被关注得最多。去年，作家许知远还以他的早年经历为主，写了《青年变革者》一书。

“冠盖满京华”之余，梁启超还是九个孩子的父亲。而这九个子女，个个龙跃凤鸣，有诗词研究家、陆军上校、图书馆学家、经济学家、革命家等。其中共出了三名院士，分别是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家九子为何个个成才？从梁启超留存下来的与子女的大量通信中，可以找到答案。梁启超一生给家人的书信，现存共650余通，给儿女的书信最多，达400余通，《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就精选了其中260余通。

从梁启超家书中，能看到很多现代家长的影子，比如他会给孩子“补课”。在日本时，为让长女梁思顺对西方社会学科有所了解，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给她请了几个日本家教补课。他也注意培养儿女的才艺特长，著名书法家魏铁栅指点过思顺、思成的字，还不时请名家给孩子们题赠字画，通常是每个孩子各有一份。

梁启超也有择校焦虑和烦恼。1912年从日本回国时，如何为孩子们选择学校，他也像现在的父母一样操碎了心。本想让梁思成去青岛读书，但发现当地中国人开的学校学风很差，另有德国人专属的学校，却又很难转进去。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他说：“归国后为汝诸弟妹求学真一大问题也。”最后的决定是为儿女请家庭教师，甚至亲自给他们授课。

喜欢取“绰号”的父亲

晚清时期，苏格兰著名传教士韦廉臣夫人伊莎贝拉（Isabelle Williamson）在《中国古道》中写过一位路上偶遇的新娘子，回娘家后她父亲非常高兴，跑出来直接亲昵地把女儿搂进怀里。这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很多人一说到古代父亲，就想起《红楼梦》中贾政般的严肃古板，或朱自清《背影》里的含蓄隐忍。

但看了梁启超和子女的通信，会发现他和韦廉臣夫人笔下那位普通父亲一样，对子女也是充满温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业、恋爱，事无巨细都能在信中深聊，一和子女写信就变得“絮絮叨叨”，无法止笔，有时因为忙，一封信只写了几行，隔段时间有空闲了，又在后面继续写长信。

梁启超也从不吝言对子女的爱，喜欢和他们开玩笑，还给孩子们取了各种昵称，“大宝贝”是长女梁思顺，“小宝贝”是二女梁思庄，三女梁思懿被他戏称为“司马懿”。第九个孩子梁思礼出生时梁启超已经51岁，到了儒家说的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自然是非常高兴，昵称梁思礼为“老白鼻”（即老baby）。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式学校教育，从教材、内容到教学方式基本都是照搬西方模式。现代教育重知识，以知识传授为导向；传统教育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两者很不同。在意识到现代教育存在弊端，学校逐渐成了“贩卖知识的杂货铺”后，梁启超转而在子女身上实现他的教育改革理想。

一方面，梁家九子全都接受了新式的现代大学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深造，梁思庄在加拿大读了中学和大学，梁思礼17岁的时候就去了美国读大学。

另一方面，梁启超又在家庭教育中注入德育为本的传统教育。“传统德育有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以实践为本，并且注重落实在实践生活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以德育、做人为目的，但在和子女的书信里又看不到说教，更多是用自己如何做人的经历，自己的人格力量去影响儿女。”刘海滨说。

读梁启超的家书，还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刘海滨认为，除了梁启超确实身体素质好外，更主要的是他一生都很注重自我精神修养，为《易经》里的“君子自强不息”所感召，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将其转化成一种身体力量，在身、心之间互相影响。

两位夫人亦不可忽视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书主要是展现梁启超的教育观，但实际上梁家九子的成才，母亲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梁启超有两位夫人。原配妻子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李端棻是梁启超的乡试主考官，对他非常赏识，就把堂妹许配给他。李蕙仙生了三个子女：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1924年因病去世后梁启超十分悲伤，写下《悼启》一文。文中说，梁家孩子不管是小时候的启蒙教育，还是大一些后的“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1925年李夫人正式下葬，梁启超又写了一篇《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并称这篇文章为“我一生好文章之一”。

梁启超还有一位侧室王桂荃，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王桂荃是四川广元人，身世坎坷悲惨，4岁父母双亡后被多次拐卖，最后卖到李蕙仙家做丫鬟。在与子女的通信中，梁启超对她的称呼不一，有“王姑娘”“王姬”“你娘娘”等多个叫法。王桂荃生养了六个子女：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

1929年梁启超去世时，九个孩子大多还在读书，最小的梁思礼年仅5岁。王桂荃没有机会能让梁启超为她专门写篇文章，或是像苏轼为王朝云一样给她写副动情的对联。此后的中国很快进入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在抗战和内战的炮火纷飞、颠沛流离中，王桂荃继续庇佑着梁家的孩子，最终把儿女全部养大成才，不负梁启超在书信中对她的评价——“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