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要在数字贸易中共同获益，必须避免零和思维

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贸易将迎来怎样的前景和风险？

9月5日，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表示，数字贸易发展的真正障碍是越来越严重的人为造成的壁垒。“这些人为制造的障碍大多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关切点，比如税收、竞争以及多领域交叉的安全问题。如果数字贸易要充分发挥其潜力，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隐患。”他说。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没能抓住机遇并解决潜在的风险，将会面临所谓的“分裂网络”，即一体化的全球贸易和数据体系的对立面。而如果国际标准及规则的制定由特殊利益群体摆布，滥用行为会倍增，“届时，数字贸易将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体系，我们将无法获得数字贸易的全部红利”。

斯蒂格利茨认为，数字贸易在近年来出现的惊人增长主要得益于通信成本的大幅下降，而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趋势，数字贸易所占的份额可能进一步加重。“虽然数字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等业态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较小，但增长很快。”他称，有估算认为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22%，但在不同的区域，数字经济的主导者格局往往大相径庭。他称：“譬如在亚太地区，阿里巴巴拥有32%的电子商务销售额，亚马逊只有4%；但在美国，这一数字则相反。”

数字税争议阻碍数字经济发展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众多引起国际争议的分歧点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税收问题，这也是致使当今经济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数字贸易正夺走许多国家需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可能使其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人们对于缺乏收入来源的担忧将更加严重。”他解释，“（在当前税收制度下）销售税和利润税都出现了损失，很多流向了在税率较低的国家设立（实体公司）的数字巨头。这一后果是，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数字巨头没有缴纳他们应付的那部分税款。”

他举例道，拿欧盟委员会对苹果公司提起的诉讼来说，苹果公司在其欧洲总部爱尔兰营运的利润比例远低于1%，因此该公司根据公司地理位置所缴纳的税款非常少。

“对数字贸易征税的争论已经暴露出国际税收制度中的潜在问题。对所谓的转移支付体系的批评是很深刻的，譬如当脸书或亚马逊等数字巨头获得来自法国的广告收入或从印度的贸易商收集数据的时候，这些基于其他国家的数据而创造的价值都没有或很少被经济活动来源地的国家收税。”斯蒂格利茨说，“很多欧洲国家都提出应该对此征税，但美国政府也给出了非常激进的回应，称可能会对所有欧盟国家的产品加征关税。这已经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导火索之一，甚至威胁到了数字贸易以外的领域。”

斯蒂格利茨接着称：“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鼓励谈判的达成，但不幸的是这似乎已经陷入了僵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就这些棘手的事情而进入合理的法庭，他们一直将任何试图建立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的行为解读为对美不公或反美措施。” 但斯蒂格利茨也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各方无法就税收的基本原则形成共识，即经济活动发生地的国家应该公平地共享利润。“如果有数据或贸易在某一国发生，这个生产数据或发生贸易的国家也理应公平地共享这一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他表示。

如何应对不合理竞争、滥用行为

斯蒂格利茨认为，数字巨头对于竞争规则的侵蚀也是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障碍。“这些数字巨头拥有巨大的市场影响力，这一影响力来源于所谓的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数字巨头利用市场的力量为自己赚取了巨额收入，妨碍公平竞争，创造准入壁垒，并凭此渗透进其他领域。”他称，“我们需要全球监管，但却没有全球性的竞争监管机构，而且美国一直将欧洲促进竞争的政策理解为反美。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需要运转良好的经济，而拥有竞争激烈的市场至关重要。”

斯蒂格利茨提出，有观点认为对抗他国数字巨头的唯一对策是培养国内领军企业，但更好的途径是增加竞争并防止滥用行为。“我担心的是，世界上最终只有几家数字巨头，他们作为各自国家的领军企业相互斗争，但大多数民众将为此受苦。”他说。

此外，他认为，数字巨头的有些滥用行为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侵犯隐私、煽动仇恨、虚假信息、社交媒体操纵政治等。斯蒂格利茨表示：“对于这些滥用行为的对策不是终结数字贸易，而是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规范。但问题是，各国的法规和制度差别很大，他们在隐私保护、对社交媒体的问责程度等问题上的差异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威胁。我们认识到制定适当措施的困难，但我们必须避免不顾底线的竞争。比如说，我们应该采用最严格的隐私标准，同时保护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隐私，我担心的是在这个领域达成共识会比税收领域更困难。”

斯蒂格利茨还担心，这些领域的措施制定可能会受到特定利益群体的摆布。“比如美国近期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达成的协议，其中就反映出美国数字公司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这已经受到了美国民间社会的广泛批评。”他称。

斯蒂格利茨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对多层面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譬如，在“数据为王”的人工智能领域，一些对数据存储监管较为宽松的地区的公司，相较监管较强的地区的公司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同时，他认为，过度的审查也会阻碍数字贸易的增长。他称，尽管我们日渐意识到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歧视现象，但却很难指出这种歧视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但对此问题的审查却会导致焦虑，并可能出现极端的预防措施，阻碍贸易发展。

“必须避免所谓的零和思维”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无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在全球层面形成统一而整合的贸易和数据系统。相反，世界各个区域会产生割裂性、区域性的网络，导致数字贸易的潜在红利无法完全兑现。而如果任由数字企业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定标准或规则，就会加重前述的滥用行为。

斯蒂格利茨表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贸易中共同获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避免所谓的零和思维，即认为如果我要得到什么好处，必定意味着对方的损失。”

他称，我们需要增加全球合作的基础，需要增强多边主义和多边机构的作用。“如果我们要成功促成我所描述的那种全球合作，在平台、平台算法以及数字贸易需要遵循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展现更大的透明度。”他说。

斯蒂格利茨还称，过去两个月展开的一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需要在规则制订过程中听取各国的声音，以及各国国内各方面的声音，包括民间组织、消费者以及数字公司本身。我们需要解决公平税收、竞争、安全和滥用行为方面的争议。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一个包容、开放、合作的环境。”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