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盛斌：疫情改变国际贸易格局，人工智能成关键技术

冲击卫生体系、引发经济动荡、外部需求急剧下降、资本流动逆转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都对价值链构成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高昂且不断增加的成本，究竟如何衡量？又将在何种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链？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短期内由于路径依赖等因素，供应链不会出现去中心化趋势，但中长期看，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会出现调整，其中需要多次跨境生产的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所受到的冲击最大。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生产中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趋势，盛斌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存在，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的情况下，更凸显了人工智能在未来经济，特别是在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

“狼来了就不走了”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讨论，您认为，这次是真的“狼来了”吗？其关键变量是什么?

盛斌：近年以来，在文献中有关全球供应链受冲击的有三个典型案例：第一，2011年日本大地震；第二，同年的泰国洪灾；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造成了“贸易大崩溃”（trade collapse），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太一样，像你说的“狼来了”，关键是狼来了就不走了：此次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而前面那三个例子的冲击虽然很严重，但时间短，且在短时间中可以恢复，有些冲击还是局部性的，尤其像日本和泰国这样的例子，企业至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找到替代供应商。

此次比较严重的是，实体经济这一关键变量受到较大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源于供应链的断裂，而不是由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这次反而是因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影响到金融领域。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全局性。局部的问题会影响上下游，现在是各种相互影响交织在一块，即各方面的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交织在一起。

另一个关键变量就是“人”。前面的案例中所出现的供应链冲击，可能是因设备、基础设施受到损失，但它们可以重建，产能可以恢复，生产的主体本身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此次不同，新冠病毒疫情直接冲击生产的主体“人”，整个经济生产的价值链受到了很大影响。

第一财经：以全球三大区域价值链来说，当区域中心国家受到冲击时，其影响对供应链体系稳定性的伤害也最大。那么，未来是否会发生“去中心化”的现象?

盛斌：短期不会。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体系对中心国家存在依赖性。中心国家无论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来讲，对其周边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但中长期内，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会出现下降趋势，或者说国内供应链的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这种外向型的全球或区域价值链，这种趋势可能会发生。

从数据上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从全球价值链的走势与格局上来讲，其实已经出现了这种态势，已经比之前的高峰期有了较大的回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我认为可能会进一步延续这样的趋势和格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还要长的情况下，这种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从近期的战略调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一个是从国家层面的价值链风险管理上来讲，有些国家希望涉及经济与卫生安全的关键产业，能够回流本国，尤其是包括口罩、呼吸机在内的医疗设备制品等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政策调整。另外，从微观与市场层面的反应上来讲，很多跨国公司也希望能够把供应链转到国内或离自己相对更近的地方，因为长途运输也有很多风险。

另外，在国外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判断和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时代结束了。但我认为，不该这么悲观：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和条件还存在，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依存性和一体化过程，但这个进程可能变慢，进入到“慢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在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它的认识要更加全面，而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这两件事情，都会对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政策有一定的修正。

复杂GVC生产受冲击更为严重

第一财经：您在论文中提到，短期内复杂全球价值链(GVC)的生产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比简单GVC更为严重。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盛斌：GVC贸易分为简单GVC和复杂GVC。从生产角度讲，简单GVC是在中间品输入进口国后，被当地用于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在贸易上体现为一次性跨境出口或进口。举例而言，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钢铁、化工品）这些都属于简单GVC。

复杂GVC指的是，一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中间品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然后又返回了出口国，或者又出口到第三国，在贸易上体现为两次及以上跨境出口或进口。复杂GVC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汽车、飞机等制造业。

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对复杂GVC影响大呢？就是因为它是多国生产，要多次跨境。在此种情况下，由于疫情所造成的延误和障碍更容易造成供应链中断或破裂，而且所产生的成本增加的效应会被放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属于复杂GVC的行业，从跨国公司的预期利润、对外投资流动以及贸易数据上来看，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其实也是最大的。

因此，复杂GVC在价值链重构方面的国内替代性发展，有可能就被作为一个重点了。

第一财经：在多次跨境的GVC这方面，中国在全球占的比重是多少？

盛斌：2017年的简单GVC和复杂GVC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是7.3%和5.5%。中国相应的比例是4.9%和3.3%。

中国近十年来在价值链的上移，有上升趋势，但总体来讲幅度不是很大。这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速度，还是受国内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另外，中国作为大国，产业范畴也广阔，不会将资源与人力都集中在高端产业上。相反，小的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会上升较快，因为它必须将资源集中于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或服务，从而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专业化优势。

第一财经：疫情中，各方应当如何尽可能抵消生产中的“牛鞭效应”？

盛斌：“牛鞭效应”是一个管理学概念，即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往往维持比其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因此疫情所导致的下游需求萎缩，将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到上游供给，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混乱与波动。因而这种国际贸易的影响，会产生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国际贸易的增长量都要大于全球产出量。但经济形势恶化时，全球贸易的萎缩量也会超过产出下降的量。

这种影响从现实当中不会消除，但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减缓。主要方式是上下游厂商要进一步增强信息共享，也包括要增强对产出的预测，即你到底需要生产多少？由下游生产多少来预测决定提供多少上游产品，预测越准确，这种“牛鞭效应”带来的波动性就越低。

但是完全做到零库存不容易。虽然很多跨国公司崇尚“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或“精益化”生产（lean-in supply）理念，但想真正做到零库存，消除系统中这种冗余的目标并不容易。

疫情改变国际贸易格局，人工智能成为关键技术

第一财经：新工业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等挑战，已经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一个拐点，比如跨境投资停滞不前、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似乎加剧了这一转变。您认为未来影响国际生产的新工业革命关键技术是什么?

盛斌：最重要的关键技术就是人工智能，围绕着人工智能，混合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包括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3D打印技术等。

在疫情存在并对实体经济和人产生直接冲击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在未来经济中特别是在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得到突显。

同样，在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贸易，首先是一个数字产品，最典型的包括软件、游戏、视频、音像以及搜寻网络等，还有一些是通过数字化完成的服务类活动，包括线上教学、直播等。再就是必须依靠数字化传输，直接将产品由生产方提供给消费者。狭义上的数字贸易现在在全球占的比例还不是很高，但如果加上以电子商务方式交易的传统货物贸易的话，比例是相当高的。

我想这是未来国际贸易发生的一个很大变化。此次在疫情中可以看到，虽然一般性的货物贸易量在持续走低，且产能和运输都受到很大冲击，但数字贸易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同时，跨境服务贸易的发展，不需要人员流动，也不需要人和人接触，许多可以通过线上解决。对于缓解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思考和关注的是，从马克思“异化”的观点或凯恩斯“技术性失业”的观点上来讲，技术越进步越替代与排斥劳动力，那以后人都干什么去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不断有新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服务类型和方式，可以吸纳大量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