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丽新
全国两会已闭幕,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让城市更宜业宜居”言犹在耳。
城市,作为人实现美好生活的载体,其发展正在快速演变。《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通过数字化新基建手段,让城市实现智慧化发展,是未来城市以及城市群更宜业宜居的关键。
“城市是由建筑、社区等空间节点和以人为中心的社群节点,用交通、能源、通信、市政等配套设施连接起来的社会化网络,整个网络客观上运作效率高,人主观上感受愉悦,就是更宜业宜居的城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主任孔鹏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要实现宜业宜居,需要让以消费为本质的场所城市,与以生产为本质的场所产业园等连接融合,这种产城融合的模式正在从原始的乡村拱卫城市演变到如今的城市拱卫城市。
“当前城市发展最大的痛点有两个:一是产业因缺乏城市而孤岛化,二是城市因缺乏产业而空心化。”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一个真正宜居宜业的城市应该是克服这两点问题,实现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和民生幸福,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创造便捷、宜居、多元的城市生活空间。
产业导入需因地制宜
想让城市更宜业宜居,什么样的城市导入什么样的产业非常关键。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不乏因导入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匹配而让区域经济受到伤害的先例,想要产业与城市相互赋能发展,需多方平衡。
在孔鹏看来,城市多种多样,贸易型、金融型和综合型均有自身的优势基因,想做到产业导入与城市发展高度匹配,首先要厘清城市的定位分工、产城融合结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和第三产业在城市中的发展程度,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四个方向,决定了如何“因地制宜”设计一个城市的产业配套。
“第一,要在顶层设计上考虑城市的分工定位;第二,要在城市的规划中考虑职住平衡;第三,要在经济的规划上考虑第三产业的占比和发展;最后的关键因素是,要考虑一个城市空间和环境的承载力,比如承载多少人口、产业等。”孔鹏向《证券日报》记者强调道,不是无穷无尽加杠杆就可以让城市发展,真正宜业宜居的美好城市一定是上述四个维度都实现平衡。
无独有偶,顾强也有类似的看法。“要让产业因地制宜式落地于一个城市,除了空间载体和资本驱动以外,还必须要打造好产业生态环境,做好配套服务。”顾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个城市导入企业,不仅要考虑主导产业的错位协同,还要保证上下游行业环节的多样性协同。除此以外,构建企业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完善生态也十分重要,处于孵化器阶段、成长期、壮大期、成熟期的企业可以互相促进,共同生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企业主体的多样性,也可以优化区域产业组合。
数字新基建助力产城动态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参照世界各国的产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率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在城市发展和空间形态组合上后发优势非常明显,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和物理空间可以依靠数字化手段不断实现新的动态平衡。
“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大多在80%以上,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为60%,20个百分点的差异,意味着在加速城市化时期,中国可以用高强度的数字化手段实现城市在物理空间重构、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孔鹏表示,城市化率高的国家很难在物理空间和人口重新匹配上大规模调整,而中国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同时布局调整,重构物理空间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新基建的手段铺设数字化智慧城市发展路径,实现城市的物理空间和数字化“孪生空间”的高效运行,按需分配,这样在这一轮空间形态和经济产业布局融合的城市战略布局中,中国将有机会走在世界前列。
孔鹏进一步强调,产城的重新匹配和实现动态平衡最核心要素有三点,城市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撑和营商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应调整理念,回归产城动态平衡的本质,要做“挂羊头看羊肉的价值”,而不是“挂羊头看狗肉的价值”,想清楚,耐心培育,避免造成资源巨大浪费。
“未来的产城融合,必然是在都市圈尺度上的资源要素的再平衡和再分配。”顾强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产业投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搬家式的产业转移实际上在大幅度减少,更多的是发展“内生型产业”,这些产业的源头大部分源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其转化需要空间载体、资本和产业生态,都市圈外围节点城市具备这些要素,可以服务中心城市发展,在生产、生活各领域形成配套,缓和中心城市通勤压力,最终形成“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发展模式,整体提升区域发展实力。
用孔鹏的话说,就是“经济不停,城市化不停,要通过数字新基建打造智慧城市,形成智能社会,美好空间按需分配,这就是让城市更宜业宜居。”
(编辑 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