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公卫短板，委员建议规划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传染病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但现阶段，其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暴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同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何完善、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朱同玉建议要规划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传染病防控的短板

目前，我国结核、乙型肝炎、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全球范围内，新发突发传染病也不时发生（如SARS、禽流感、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新冠状病毒等）。

对比“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也可以看到，朱同玉表示，当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高密度城市，可以在以飞机、高铁为交通工具的人员高流动性背景下，为同类规模的疫情做好预先的“空间”准备。

依据多年在上海公卫临床中心所积累的疾控领域经验，朱同玉认为，当前亟需未雨绸缪、补齐短板，规划布局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救治基础设施。

朱同玉告诉记者，此次疫情暴露出三方面的短板，一是我国缺少大体量的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和战略储备中心，难以有效应对突发大体量的公共卫生事件。纵观全国范围内，传染病医院数量虽不少，但普遍规模较小、学科设置单一，床位数、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施等均相对有限，不能满足区域集中救治需要。一旦发生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超大型城市只能通过建设方舱医院等临时机构应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二是传染病医院生存艰难，综合性医院应对乏力，关键时刻难以承担传染病救治的应急任务。传染病医院承担的更多则是公益性任务，自身经济平衡能力弱，政府经济补偿更显不足。同时，传染病医护队伍职业风险较大，发展前景有限，地位不高、待遇偏低。

第三方面的短板，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应急技术储备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这主要是由于新发突发传染病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一定规模的、覆盖可能出现的各类病原体的技术研发储备；若技术储备不足，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暴发之际，一无有效技术可用、二无有效方案可循，只能采取经验治疗，严重影响救治效率和结果。

在上海此前发布的《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质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中，也重点提出了要“加强各区传染病救治资源配置，有条件的可以独立设置传染病医院”。

建设路径是什么？

针对这些短板，朱同玉建议要规划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要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爆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

对于中心的建设，朱同玉提出，也要充分考虑“平战结合”战略要求。比如，“平”时临床诊疗期间，每个中心日常开放床位1000~2000张；“战”时则可将2000~3000张规划为应急床位。

“我们还可参照以色列等国家的模式，将该中心设计为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战时迅速转化成病床。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在疫情爆发短时间内，即可收治大量病例，为其他医院床位腾挪赢得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朱同玉说。

这一“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朱同玉认为，需要具备三大功能。

首先，是病例应急救治的功能，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提供紧急医疗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其次，是快速确认、鉴定病原体的功能，这可以为临床救治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提供早期预警；再次，则是研发、创新预防、诊断、治疗技术，尤其是研究和储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技术。

“我的设想是，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快速机动、医学诊断、临床救治、创新研发等综合能力；这将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同步发挥价值和效益。”朱同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