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检测能力有限,在过去一周中,非洲大陆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激增超过40%。根据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预测,即使是在较为积极的抑制策略下,该地区也会出现超过1亿人感染,近30万人死亡,和南亚一并成为全球疫情最惨烈的区域。
这意味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或将成为全球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的最弱一环。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地球上所有的新冠肺炎病例都实现了治疗和救治,才能真正地终结疫情。
但这并非易事。除开非洲国家本身在预防、检测和应对卫生突发事件能力上的严重不足,东非蝗灾造成的潜在饥荒、重要物资供应链的中断以及其他常规传染疾病的卷土重来,都可能一步步将这片大陆推向更加难以拯救的泥淖。
苏斯曼说,在疫苗被研发出之前,全世界不可能100%回到正常状态,而从进入实验室到疫苗的大规模交付则至少需要十八个月。在这段时间中,非洲这片人类的发源地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国际社会又能为非洲做些什么?
水深火热的非洲大陆
根据世界银行4月刊发的报告,非洲地国家在诊所和医院的卫生能力、诊疗对策和人员部署、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感染防控方法和医疗设备的可用性方面都存在不足。比如,几乎一半的非洲国家平均每1000人拥有的床位数少于1个,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达成的水平,而这一数据在中国超过4个,在意大利大于3个。
苏斯曼介绍称:“大多数非洲国家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新冠疫情的暴发,甚至在一些非洲国家,全国的重症病床还没有纽约的一家医院多。如果疫情不被控制住,他们的医院和高科技医疗设备很快会出现挤兑现象,资源、医院、病床很快就会不够用了。” 他称,在尽量给非洲提供多的物资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最有效地助其提升基础医疗水平,比如提供呼吸机等这类非高精尖但很实用的设备。
由于资源的有限,一些地区不得不暂停本来就容易发生的疟疾、麻疹、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的防治工作,从而导致反弹。“我们现在不得不暂停防治脊髓灰质炎的工作,因为这需要医疗工作者给父母怀抱的婴儿提供口服疫苗,而这样不符合社交疏离的要求。” 苏斯曼说,“接下来几个月的真正挑战在于,我们如何保证基本医疗和其他预防性医疗工作正常有效地运转,同时又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新冠疫情不在这些国家大范围暴发。”
除对医疗系统的考验外,苏斯曼担心这场病毒危机会削弱过去20年来非洲在经济上取得的稳定和显著的成果。“我们能看到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尽管体量仍很低,但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和加纳等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他说。
世界银行称,由于要加大开支对抗新冠病毒,非洲地区2020年的赤字水平,要比无危机情景高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财政收入则减少16%。苏斯曼表示:“一些政府没有资源去做像美国那样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要帮助非洲国家获得债务减免等工具,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支持。还有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非洲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需要利用自身的工具向这些经济体提供更广泛的经济和金融支持,防止重大的粮食安全危机等。”
非洲还面临着与以往的传染病暴发时不同的挑战。苏斯曼指出:“东部非洲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蝗灾,很多农作物因此被摧毁。我们正在与粮农组织以及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比如去喷药防止蝗虫繁殖等。我们已经投入了相当的资源,但必需的的农药等化学制剂的供应链受到了严重破坏,这对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抗击疫情需要全球合作
苏斯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其卫生体系和供应链的设置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首先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直接的卫生支持。以呼吸机为例,机器的供应、技术研发的成本以及氧气的供应等对该地区都是较大的挑战。
苏斯曼称,非洲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体趋势也很乐观,但还需要更多资金投入。目前,包括全球疫苗联盟(Gav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基金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在开展工作,支持非洲国家的疫苗免疫工作和卫生体系建设。
“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对疫苗、抗病毒药物和抗疟蚊帐的投入,这些东西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另外我们也需要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因为最好的卫生解决方案其实是让这个国家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这样他们就可以改善自己的卫生工作,使自己的基础建设和架构能够合理地运行。” 苏斯曼指出,“中国和盖茨基金会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体系。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向大家展示了投资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短期内,非洲国家需要大家的支持来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些国家需要更为广泛的支持,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苏斯曼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希望新冠疫情能够成为帮助非洲广泛地加强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因为世界会认识到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很多非洲国家在埃博拉疫情中提升了它们的公共卫生能力,但是后来随着埃博拉疫情的减缓,这方面的工作又半途而废了。我们未来还可能会有其他病毒的大流行,新冠病毒不会是最后一次,21世纪的流行病暴发还会发生。因此,我们亟需加强感染病例的跟踪、检测和治疗能力。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些应对机制做出长期投入,那么非洲就可以持续加强它们的卫生系统建设,在未来抗击类似的疾病或新型的病毒中都能受益。” 他称。
而这些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苏斯曼称,慈善机构永远不能取代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角色,另一方面政府也往往倾向于各行其政,但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全球的思维。比如,WHO这样的多边机构就扮演着关键角色。
当地时间24日,WHO联合盖茨基金会、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网络、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等合作伙伴推出“获取新冠工具加速器”项目,旨在帮助更快研发和生产有关新冠病毒的诊疗手段与疫苗,并保证更公平的分配。
为了应对好下一次潜在的大流行病,苏斯曼称,国际社会应当建设完备的疾病监测系统,要有快速识别并追踪病毒的能力,包括在贫困国家也是如此。其次,还需要像CEPI这样能够快速启动和完成研发的机构。此外,模型预测能力也不可或缺,这样政府在面临大流行病时就不会惊慌失策,基层、国家和全球层面都要展开这样的演习。
苏斯曼表示,不管全球面对的危机和挑战有多大,不管此后还会遇到哪些狭隘的政治上的干扰,但希望这次危机最终能提醒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发展与福祉,“要想建立长效机制来解决这样的危机,必须要依靠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共同应对,这就是为什么多边合作对疫苗和药物研发、对于加强卫生体系建设如此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