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发展新基础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产业发展领域。各地都开始规划与布局,有的地方则已经开始了投资,积极性非常高。
《稳增长谋未来,发展新基础产业正当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三大新基础产业》,近日我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中我主要论述了时下抗击疫情稳经济增长还需要谋未来,探讨了新基础产业内涵及产业特性。本文则延续前文的观点,着重论述时下发展新基础产业的目标、发展新思路与新模式,探讨发展新路径。
一、新基础产业发展的目标与思路
新基础产业,即支持未来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智能产业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
我认为新基础产业可以从“硬、软、联”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以5G通讯、新材料、新能源、新交通等为代表的所有产业发展的“硬基础”;一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IT软件等为代表的产业发展的“软基础”;第三是以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网、智慧电网等为代表的“互联性基础产业”。
可以证明,所有这些新基础产业已经成为决定全球未来社会与生活、经济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因为这些产业的发展与应用将广泛影响几乎所有居民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包括高质量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运行,社区网格化管理、教育知识传播,等等。另一方面,这些新型基础产业的发展对现行产业转型升级与未来新兴产业发展都将起到重大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面对未来,在人们美好生活发展要求下,新基础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
1、新基础产业发展有双重目标。发展上述定义的新基础产业自然就有了双重目标。
第一重目标是新基础产业应该发展成为现在与未来具有全球领先性、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具体来说我国新基础产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培养这些产业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战略性引领性产业,成为未来产业体系中基础性支柱产业,同时也能够在现在与未来全球新基础产业群落中成为领先的产业门类,有比较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例如5G通讯方面由于华为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下一步竞争会更加激烈。
第二重目标是对其他产业起到真正的基础支撑作用,使我们现行许多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实现技术进步价值增值,同时与目前的战略新兴产业如智能制造、智能装备、医疗设备、互联网信息、机器人、内容产业等进行支撑与融合,使之不断迭代创新,领先发展。唯有这样才能够使我国摆脱工业大国而不是工业强国的尴尬状况,摆脱产业体系相对完整,许多关键产业环节、技术标准、核心部件却不能制造的尴尬,例如半导体设备、芯片制造、飞机引擎、生物医药、诊断设备等。
2、发展新基础产业的三个着力点。发展新基础产业的两个目标都重要缺一不可,但从先后顺序来看首先考虑第一目标,新基础产业发展领先了,通过应用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基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发展作用。培养我国新基础产业的国际领先性与国际竞争力,我认为应该从该产业的三个方面能力发展入手:
1)自主创新发展能力。
新基础产业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如5G通讯、大数据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工业互联网等,因此新基础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决定了该新基础产业能否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自主发展、国际领先的可能。虽然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离不开全球其他国家的通力合作,不可能闭关自守完全自力更生,但是如果我们在新基础产业的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产品等方面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产品,没有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那么这个产业依然是被他人控制的,要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要有国际竞争力大概率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很好支撑其他产业的转型与发展。
2)全球价值链控制力。
在产业价值链全球分布的今天,新基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完全在于它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份额,也不完全在于它的资源基础和价值链的长度,而是在于我们的新基础产业是否在全球同类产业处于技术领先产品领先,还在于新基础产业在其产业链、产业价值链中是否具有相对高的控制力。新基础产业对其全球价值链有控制力的话,主要表现在“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控制力是说新基础产业是否控制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关键的价值环节,是否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是否掌控了协作网络。“软”的控制力是指新基础产业是否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有好的治理模式,是否有产业价值创造的先进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
3)产出高效率能力。
我们所看到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是高技术、高效率、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新基础产业既是基础性产业却也是高技术产业,它的基础性表现在它有比较大的正的外部性,对其他产业的转型与发展有较大的支撑作用;而它的高技术特性又决定了产出高效率的能力。但是有能力并不代表能力就能够完全发挥,新基础产业产出高效率还取决于其他相关产业与技术的协同配套,取决于新基础产业的产业生态圈的状况。因此,本轮新基础产业发展,必须是以高产出效率为导向,以高附加价值创造为目标,同时以产业生态圈协同发展为条件,如此新基础产业才能够发展的更好,更具产出效率,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
新基础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全球价值链控制力、产出高效率能力形成了其国际竞争力的内生性基础,而国际竞争力真正形成还有赖它良好的产业生态圈,见下图。
二、新基础产业发展的“跨越模式”
新基础产业发展不能再走过去产业发展的“价值链低端入手、海量粗放投资发展”的老路。新基础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这就是通过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的融合直接把握新基础产业的技术前沿和价值链高端,掌握产业技术标准和核心技术,发展附加价值高收益大的环节,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成为该产业价值链的控制者,同时协同产业生态圈,延伸应用领域能够支持与引领其他产业转型发展的新模式。这个模式我称之为“跨越模式”,其内涵为:
1.“产业高新”首先指新基础产业发展以当代高新技术为基础,代表着未来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具体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所发展的新基础产业在核心技术、关键工艺环节上是高新的,属知识密集、技术密集;
第二,通过发展这样的产业具有技术与知识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是国际领先的创造力;
第三,所发展的产业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性,能够引领其他相关产业技术进步,产业调整升级,产品创新发展。
2.“产业高端”是指新基础产业应该具有高级要素禀赋支持下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处于有利的产业价值链竞争位置。产业高端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1)高级要素禀赋,指要素禀赋从传统的自然禀赋到人力资本和知识禀赋,而知识禀赋在企业多体现为在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环节有高的技术密集度。如目前新基础产业中的5G通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
2)高的价值链位势,高的价值链位势就是在“微笑曲线”两端,而动态维持高价值链位势需要具有高的自主创新能力;
3)是高的价值链控制力,从在价值链上所处的环节位置判断,实质就是对价值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专利研发或营销渠道、知名品牌等的控制力,高价值链控制力对于其他相关产业也具高战略引领性。
3.“产业高效”是指新基础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高,既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又有好的社会效益。产业高效的内涵也有三方面的内容:
1)高的产出效率,如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
2)高的附加价值,如利润率高,产业增加值率高,税收贡献大等。
3)高的正向外部性。指新基础产业一方面应该与环境和谐友好,生产过程产生污染少、符合低碳经济要求;另一方面就是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社会就业等有促进带动作用。
三、“跨越模式”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
新基础产业发展的“跨越模式”,其内涵层面有三条横向对应关系,就是从新基础产业占领产业高端到实现产业高效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见下图)。对这三条横向对应关系的把握可以进一步帮助理解新基础产业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
1、“高技术密集度—高级要素禀赋—高产出效率”的路径。高技术密集度是高新的重要特征,高端则相应的必须以高级要素禀赋为基础(表现为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高效则体现为资源的充分利用,产出效率比较高。高级要素禀赋是产业高端的核心特征。新基础产业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的工艺环节、品牌营销,相应的必须以高级要素禀赋(知识禀赋等)为基础才能实现,高级要素禀赋具有实现高产出效率的前提基础和条件,而且也必须实现高产出效率才能实现产业高效,这也是市场经济下所有产业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
2、“高战略引领性—高价值链控制力—高正向外部性”的路径。高战略引领性,意味着具有新基础产业发展的前瞻性,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具有较高的价值链控制力,具有一定的价值链治理权;能够发挥知识溢出效果、产业关联带动与基础性作用,以及有助于形成低碳、循环经济、环境友好的产业生态系统。高价值链控制力是产业高端的表现特征。高价值链控制力带来的高战略引领性意味着具有新基础产业发展的前瞻性,能够带动产业集聚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对价值链的控制意味着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以及形成和谐的产业生态系统和产业发展环境,也就是新基础产业发展的正向外部性影响,这些也是产业高效的内在要求。
3、“高自主创新能力—高价值链位势—高附加价值”的路径。高自主创新能力意味着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必须处于较好的价值链竞争位势,才能获得高附加价值。高价值链位势是新基础产业高端的重要判断标准。意味着新基础产业在关键价值链环节的把握,可以发展出关键技术工艺和供应链品牌环节的优势,这就使新基础产业和企业处于较好的价值链竞争位势,这样获得高附加价值也就顺理成章。产业竞争优势只有转化为高附加价值的获得,才能算是实现了产业高效。
在抗击疫情稳经济稳增长的过程中,本轮新基础产业的发展应该采取通过跨越式发展新模式,形成在全球价值链控制力、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及产出高效率能力等三个方面均领先的新型基础产业,推动实现从现行产业结构到现代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变,实现从现行产业体系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