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常轨道之后的回看：武汉基层社区失守的那20天

打好武汉保卫战，决胜基础在基层，基层的重点在社区和网格。

但事实却是，武汉1406个社区、7102个小区、1.2万名网格员，在封城后的20天里，一度并没有如预期一般，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有效控制住传染源。

社区工作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区级官员、防控专家等亲历者们，在向第一财经复盘疫情之初武汉基层的防控时，都不约而同提及了几个时间点：1月20日前后的缺乏警惕，1月27日（封城第5天）开始发慌、扛不住；2月11日（封城第20天）社区防控真正落地，内心逐渐稳定。

初期什么也不懂

武汉市积玉桥某社区的社区工作者李玲（化名），是和全国人民一起，在1月20日的钟南山院士的公开新闻报道里，知道了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没当回事。外面的人觉得武汉是疫区，武汉人还在开心办年货吃年饭。当时的确如此。”

1月19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第二十届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共同度过了农历小年。他们对于已经悄然传播开来的新冠病毒还一无所知，更谈不上防备。

“我们当时也准备开会，只是官方公布存在有限人传人后，大家决定还是少聚得好，就停了。”但是李玲同样表示，对于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一点警惕”。

王鹏（化名）是武汉的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他比李玲更早感受到了疫情的变化。

“1月10日起，我们就开始预警分诊，不发热的患者去其他医院就医，发热的病人进行血常规检测和DR检测，因为我们没有CT，只能从血常规和DR上进行粗略的筛查，如果发现疑似，就转诊到定点医院进行检查。”王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期间，每天接诊的病人有30~40个。

王鹏经历过17年前的SARS，因此在疫情之初他并没有紧张，也认为只要做好传染源的控制和及时治疗，应该问题不大。

1月20日，武汉市并没有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的任何消息。直到1月23日，李玲和王鹏都收到了“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从封城这天，李玲才算正式开始了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进入战斗，不休息，人人在岗，参与到防疫战斗中去。要求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电话、微信等，了解本辖区内有哪些人发烧、患病，同时负责辖区内的疑似病人转诊。”李玲说。

但是，李玲的反应是，“我们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当时社区的工作流程是：发热病人自己去医院看病，然后医院把患者信息告知社区，社区再报给指挥部。

1月23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在回答“如何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管理”时，武汉市卫健委称：在疫情发生一开始，就对密切接触者的判定、交办、跟踪、处置等进行严格规范和组织实施。

具体做法被概括为四条：全纳入，全覆盖；属地化，网格化；五个一，三包一；及时报，及时治。

按照这四条要求，以现居住地为依据，及时、准确地将密切接触者交由居住辖区进行管理。各区将人员名单分配到网格管理小组，确保接受规范化的医学观察。由社区群干、社区医生、社区网格员组成医学观察小组，每日入户（每日至少1次），每天监测，及时报送信息。观察期（14天）满，经评估通过后予以解除医学观察。当密切接触者出现发热（37.3℃及以上）、咳嗽等异常状况时，立即上报、逐级上报，迅即调配救护车将其转运至定点医院救治。

但实际上，李玲说，在“人传人”消息公布之前，社区什么都没有做。

即使在封城之后，“我们得到的指示只有一条红线，就是不能让确诊和疑似的病人在街上走动。但是我们手中有的，只有一个37.3℃发烧标准。”

李玲说，小区虽然进行了所谓的网格化管理，也只是在小区门口测体温，根本挡不住人员流动。而医院反馈给社区的信息也是滞后的，所以根本无法识别和管控疑似或确诊病人。

这意味着，当时武汉只做到了“文字”意义上的管控，现实中的管控是松懈和有漏洞的，以致于武汉城内的传染源管理基本处于无序状态。

在李玲还没搞清楚怎么有效发挥社区作用的时候，涌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病人已经多了起来，从每天30多人变成70多人。不过，王鹏说，这其中一半人，各种检测都没有问题，大多是因为封城带来的心理恐慌所致。

但是，恐慌的人们涌向医院，导致医疗资源的挤兑，社区又没有办法挡住人员流动，也没办法锁定所有的确诊、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也没办法实现“及时报，及时治”。结果就是，大量发热有症状的人，不得不在从社区到定点医院的路上来回周折，因为没有床位，又只能辗转于各个医院，交叉感染导致病例猛增。

“后来我们想，这个时期是感染人最多的时候。”李玲说。

她的这个判断，与后来中国疾控中心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一文中呈现的追溯性研究结论相同：1月21~31日10天内，武汉一共有26468人发病。、

近日，钟南山团队在《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期刊发表“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新冠肺炎暴发趋势预测” 的研究文章，称“若管控措施提前5天，疫情规模将缩减2/3”。这篇文章所研究的重点是武汉封城的措施所起到的作用。不过至少，在封城之初，武汉城内并未因此减少感染人数。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上述论文，截止1月20日，武汉发病人数为6174。如果以6174为基数，按照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所研究的结果：早期阶段该流行病的病例规模每7.4天增加一倍，由一人传染到另外一人的平均间隔时间为7.5天，基本再生数（R0）估计为2.2。那么，1月21-1月31日，新发人数应该是1.5万人左右。

但事实却是，武汉这段时间的实际发病人数为26468。

这一数据同时也意味着：尽管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但最基本的传染源控制行动，没有真正有效落实。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是指在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省指挥部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处置工作。

Ⅰ级响应并不是形式主义，也不是一个口号，需要很多工作及时启动，具体包括每天收集、评估、报告、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对本行政区域内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的疫区，对传染病人、疑似病人等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和向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指定的机构移交等。

“启动Ⅰ级响应后，基层防控没有太大改变，我们还是每天统计体温。防控用品也没有，我们领导自己出钱给每人买了一套防护服。”李玲说。

不少确诊病人、疑似病人没有得到及时的安置和治疗，密切接触者也没有有效隔离，这样的局面，让王鹏慌了。

1月27日这天，王鹏说自己真慌了。“手机24个小时就没停过，都是来问我找病床，找医院看病，他们是疑似甚至确诊患者，因为一床难求来找我帮忙。”

王鹏几乎无法回忆那段时期的所见所闻。作为一个医者，无法为人解决病痛是最痛苦的。

硚口区宝丰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社区患者打给他询问床位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有的哀求，有的怒吼。但是医院床位紧缺，社区工作者虽然心急如焚，却也爱莫能助。

一直在一线督查的武汉市武昌区一位官员对第一财经表示，无论是省、市还是区级领导，都没有想到新冠病毒有这么强的传染性。“特别是1月20日之后，我们没有及时地信息传递，导致传染一直不停。不到医院去的人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病人在排队。”

这位官员坦承，最早发现华南海鲜市场时的处理不果断、不彻底，错失了最初的防控机会。但这之后，他表示，事实上武汉还有机会，就是封城之后严格管控小区，第一时间寻找传染源、控制传染源，隔离密切接触人员，减少进一步感染。

他同样提到了1月27日，也就是正月初三。

“到了正月初三，我感觉扛不住了，不停有人求救，不停出现家庭聚集性爆发，甚至家庭性死亡。”他曾在连续两天督查时发现一个家庭的两人接连死亡，这让他几乎不能继续自己的工作。

“有时跑到一个角落哭上一阵再继续。”他说，庆幸的是，封城之后由于公共交通切断，街上并没有太多人，否则会带来更多感染。

有时候，他会暗暗地想，幸亏武汉有500万人出城了，虽然人员流出加大了全国的防控压力，但至少，患者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1月26日晚，湖北省召开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武汉市常住人口1100多万，户籍人口990多万，流动人口将近500万，目前大约有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还有900多万留在武汉。

900多万留在武汉的人中，有100多万人留在武昌区。这位官员告诉记者，他每天的督查，靠的就是双腿和双手。

“当病毒武装到牙齿来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却赤膊上阵，连一点基础工作都没有，所有的数据都是人工来搞，依靠非专业的人海战术。对于发热的病人，医院都应该记录在案，而事实上，我们却要人工对照上千上万的人名。我们的网络上报系统去了哪里？”上述官员表示，数据没有真实上报，有主观因素，也有数据库建设不全的客观原因。

在人工处理数据的，还有王鹏。

除了筛查病人，王鹏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做，就是上报每天的疑似病例。每天结束诊疗后，他会统计下当天的数据信息，形成Excel表格，晚上12点之前发给区级卫生行政部门，然后再拍照发给区级政府部门。

“我们也有一个医院的诊疗网络，但只是用于诊疗，疑似患者的信息都要手动输入表格再上报。”王晨说，社区卫生中心并不在全国传染病直报网络里，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手工输入上报信息。

上述官员也表示，这场战疫之后，需要思考的很多。

流于形式的社区管理

“封城与防控没有同步，带来的是城内人无医可医，无药可吃，也没有任何关于疾病预防的指导。”上述官员表示。

直到2月6日，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吴浩一行来到武汉，他向记者的描述的景况，依然非常不乐观：

小区的社区管理流于形式，入户仅限于问体温。实地走访发现，由于人手不足，社区尚未建立网格化管理，入户摸排未能充分实现，宣传不到位。社区封闭化管理不够严格，不能做到出入测量体温，且部分小区没有电子体温枪，没有做到登记管理。超市人流量大，且空气流通不畅，需要排队称重和付款，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共用设施如扶梯、货架上的商品人人接触，存在飞沫和接触传播交叉感染风险。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垃圾未能分类处理，存在潜在风险。

“一系列的现象都不是传染病防控的正确措施。”吴浩说。

吴浩说，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所有人都知道取胜的关键在于传染源能否全部被控制，传播途径是否被切断。而这些工作重点必须是在基层，只有在社区控制了传染源，才能断了新发病例的路。“如果敌人源源不断，即便医疗机构上再多的精兵强将，也会疲于战斗。”

于是，专家组建议，要尽快实施科学的传染源防控措施。

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由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负责同志带队，20位专家分成13个小组，在武汉市13个区指导开展社区人群健康筛查，提供社区防控技术支持，展开了传染源防控的堡垒之战。

中央指导组给出的社区防控建议包括：严格小区封闭管理，每个小区原则只留一个出入口，由物业和管片小组共同在岗把控，做到出入必测体温（由于部分小区缺少电子体温计，建议征调按需足额配置），并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和具体楼户号；可在小区的空旷区域，通过大喇叭广播分批次下楼排查；对于极少数未排查人员，在做好专业防护的基础上，采取入户排查；每户发放一个水银体温计，督促每天监测体温，自觉主动汇报情况；此项工作应开展大力宣传，制作大幅彩色宣传海报，海报中应包含防病科普知识、网格化管片小组成员信息、联系电话等信息，尽可能做到每栋楼宇张贴一张海报，让老百姓看得见、找得着相关工作人员。

在严控小区的同时，要确保生活保障的供应，由超市蔬菜等商品提前包装、称重、标价；在超市入口设置人流管控员，分批放入，并有专人通过录音喇叭提示等候人员分散等候；组织送菜入社区，引导分批次购买。此外，由环卫部门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着手考虑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立规范处置流程，并及时予以处理。

转机到来

李玲、王鹏，包括上述官员，都明确向记者表示，武汉的基层防控真正落地开始改观，是从2月11日开始的。

“真正的病源防控是从2月11日才开始，与省外相比，我们晚了很多。”上述官员说。

前一天的2月10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第12号通告：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坚决阻断疫情扩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一级响应相关要求，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楼栋单元必须严格进行封控管理。

“2月11日才真正封小区，每个小区只留一个小口，严格禁止出去，生活用品统一供给。上级让我们进行入户排查，每户都不放过。第一遍排查后，的确存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后来我们就反复上门，有些人是已经离开了武汉。”

这是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有效严格落地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上面要求对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全面排查。我们严格执行。”李玲说，直到此时，武汉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才算正式的严格有效落地起来。

这个早期隔离举措确实迟到了。截至2月11日，武汉就已有44672患者发病。

“（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来了一周后，我们这里的情况发生了改变，社区里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已经收入院或转到了隔离点，我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硚口区宝丰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

严格实行社区封闭管理，减少交叉感染，是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方式。但在以老旧开放小区为主的硚口区，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在我们随后走访的某个社区，虽然路口有数位志愿者在不停劝阻过往的群众减少出行，但仍有人不听劝告，甚至强行闯岗。小区入口处就是一家超市，周边几个社区的居民大都来这里购物，有时候仅仅为了买一瓶可乐也会跑出来一趟，管控难度很大。”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杨晓欧表示。

杨晓欧说，专家组立即向区指挥部建议关闭超市，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超市暂时关闭，由社区与超市对接，组织居民团购，再由社区送货上门，有效减少了居民外出带来的感染风险。

随着全国各地的战疫物资火速运往武汉，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逐步落地，武汉疫情防控之战也有了效果。

一位街道负责人感慨说，之前居家病人多、社区人手不足、医院床位紧张导致社区工作难以推进，居民出现恐慌、焦虑的情绪。随着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开始收治病人，核酸检测的速度加快，治愈的人越来越多，空出的床位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街道和社区的工作越来越协调，越来越顺畅了。

3月5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武汉督导网格化管理与疫情防控结合工作，听取一线网格员意见建议和工作中的困难。陈一新强调，武汉保卫战进入决战决胜的新阶段，网格化管理要在社区封闭管理、创建“无疫情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社区居民生活保障服务中发挥好四大作用，强化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在吴浩看来，社区防控工作就是要打好“地道战”和“堡垒战”，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随着武汉疫情决战决胜新阶段的到来，社区防控战更需坚定“控制传染源”工作依旧是重中之重的信念，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