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此次疫情冲击不同以往，政策应“有为”与“不为”

此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特点不同以往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秉着对人民生命和世界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国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措施来抗击病毒。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从目前情况看，这场病毒对经济的冲击具有史无前例的特点，需要我们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新形势、新趋势予以清醒的认识。

第一个特点是供给的停顿，不是需求的萎缩。由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采取的是大范围封城方式，中国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省份都进入了应急状态，再加上延长春节假期，经济瞬间停顿。从表象上看，需求走弱，但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工厂、商店、服务企业停止营业，供给出现短缺。这与以往灾难、战争、疾病引起的需求萎缩是不同的情况。

第二个特点是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遇到了生存困难。以往在经济下行中，由于需求不振，企业面临的是经营困难，包括流动性困难，但这次企业普遍面临的是不能营业的生存危机。

第三个特点是大量劳动力是流动人口，给复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这场疫情与春节假期同步开始，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一定规模的异地员工。春节假期，停止企业经营，停止人员聚集和流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大量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在空间上发生错位，一旦需要复工，就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延迟的问题。

第四个特点是由于现代产业链大范围的空间布局，封城封路在切断病毒传染途径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切断了产业链。这次疫情与历史相比呈现出不同特点。历史上灾难一般都是局部的，因疫情而采取的隔离措施，隔离区域也是局部的。由于产业链简单，大多数生产经营不需要远距离的关联。因此，无论是灾难区域、疫情隔离区域内，还是隔离区域之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次的不同在于，产业链一旦切断，无论区内区外，经济都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停顿。

第五个特点是对国际经济同样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经济因疫情而造成的损失，不是数量层面拉低世界经济增速，也不是单纯的需求收缩。

初期，中国人出国旅游、商务人数缩减，影响了各国的旅游、餐饮等需求。然后是因为中国减少进口而造成国际收支层面的需求收缩。如果中国经济活动“暂停”的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最终产品不能出口，有可能迫使其他国家的生产、经营也进入停顿状态，虽然这些国家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应对疫情需从战略层面因势利导

就目前而言，各国在应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都有自身政治经济战略的考量。其中，有些举措确实为了防止疫情本身；也有希望利用这次疫情达到其他目的，比如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或借此机会在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或在某些产业领域趁机分一杯羹等。

因为以上特点，加之疫情本身的临时性，我们在应对疫情时，在经济上更需要从战略角度，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借力发力，不能就疫情论疫情。

第一，无论是在抗疫中还是疫后建设，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不放松。避免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回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应该巩固“三去一降一补”和“三大攻坚战”的成果。

应该看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因为疫情出现了非常巨大的改变，这本身是促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巨大因素。同时，由于大范围隔离措施，对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非常大，再加上劳动力和劳动场所错位，疫后恢复生产经营也难以恢复到原来的产业结构。可以说，疫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当前部分地区和企业的抢人行动，实际上是拉开了产业结构调整竞争的序幕。这样的调整，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做的。为促进经济尽快恢复、稳定就业，一定的刺激措施是必须的，但刺激的方式和方向需要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

第二，在抗疫过程中和逐步复产初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不能经营的生存困难问题，不是经营困难问题。这种情况下，各种刺激政策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留下许多后遗症。

无论是目前还是今后，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如果简单地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出发寻找对策，既不能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当前的生存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今后的经营困难。当前，作为临时性的对策，应该寻求各类财政政策给予中小企业以一次性的补助，以帮助它们解决生存困难，从而稳住企业、稳住就业，这也是稳住复产的基础。

第三，加速市场机制改革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抗疫是一场人民战争，在恢复经济中，依然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坚决防止地方政府的行政之手，以抗疫为名，干扰市场。疫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此外，即使是这次疫情中存活的企业，包括通过救助存活，一定会有一批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消失。必须明确的是，在复产中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保证经济活动尽快恢复正常，稳定就业，但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保证这些企业在今后的竞争中永远存活。目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外管局和各家商业银行，已经就抗疫出台了许多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不应该再对金融机构提出行政性的要求，避免再次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占用大量宝贵金融资源的情况。

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也是需要复产的企业，它们有强烈的愿望放贷款、做业务，以弥补疫情期间的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应该让它们在有效监管下，按照市场原则，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第四，加大对新兴科技行业、医疗健康行业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投入。这次疫情，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无论是技术优势、目前应用的局限和缺陷，今后的改进和开发方向等都在此次疫情中显现出来。比如智慧城市，原来许多地方都是按想象在开发应用，通过这次的检验，建设的目标更趋明确。再比如家庭办公、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哪些行业、哪些课程更适合也被筛选出来。医疗健康行业的优胜劣汰情况更明显。

经过这次抗疫，这些技术和行业将从想象的狂热发展阶段进入理性实用大发展的阶段，就像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技术，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支持这些技术和行业发展的引导政策和管理规则。

尤其是，政府、企业都应该借此机会加快这些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开发投入，确保我国在这些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并支持这类企业走向世界。诸类企业需着重关注运营过程中的规范性，即在提供技术产品、技术服务的过程中，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确保不窃取、滥用客户的信息。

第五，坚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竞争。在继续抗疫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应对其他国家的战略考量，确保在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实际上，每一次灾难后，都是各国重新博弈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机会。因此，国家要有针对性地制订财税、金融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注重对核心技术、关键生产环节的竞争与布局，进一步完善我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产业结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应该尊重法律和市场，让企业真正面向市场参与竞争，不能把支持变成低效的扶持。

第六，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中心。一方面，在疫后可以尽快缩短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发展的观望期；另一方面，形成区别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鲜明特色；再一方面，通过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全球化进程，帮助我国企业在新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供应链调整中占得先机。

第七，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疫情发展。这次疫情有可能会在更多国家蔓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国应该在继续抗疫的同时，制订疫情再传入的应对预案。一方面，要制订抗击疫情再传入的预案，另一方面，要研究有关国家因为疫情发展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研究相应的应对之策。目前，我国在复产复工初期，因为前期供应链的断裂，除了会出现抢人潮，还会出现一波抢物资潮。当前就应该安排一些有能力的企业，进口我国复产复工必须的物资（大宗商品、原材料、零部件等）。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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