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尚福林：四个变化六大关系是重点

1月11日，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论坛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闭幕演讲中指出，积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金融改革四十年的一条清晰脉络。

而想要更好地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需要面对当下经济运行中的四个重要趋势性变化，处理好金融领域的六大关系。

►积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国家金融改革四十年的一条清晰脉络

尚福林称，我国经济现在正处在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尚福林认为，在经济改革发展和突破的重要节点，对于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效能的金融领域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改革和创新，在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的同时也推动金融自身的现代化。

尚福林表示，每当金融发展处于一个节点的时候，都有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会极大地推进金融的现代化建设。金融的改革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四十年来对金融的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和成功的经验。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四个重要趋势性变化

尚福林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想要更好地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需要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几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金融发展要和经济增长模式相匹配

尚福林称，中国经济前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今年为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迈入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经济运行会呈现新的特点：经济增速会逐渐回落。

尚福林表示，面对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已经进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济增长和经济风险相伴，过去高速增长的方式将成为历史，增长模式正在转向创新增长，金融发展要和经济增长模式相匹配。

二、产业结构向不断优化升级转变

尚福林表示，对于金融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价值和产品的附加值，意味着大量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金融也在化解产能过剩当中的僵尸企业除清的阵痛，减少僵尸企业对金融资源的低效挤压，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效能。

三、经济增长要素向内需和消费拉动转变

尚福林称，近两年来由于整个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我国外贸依存度正在下降，内需实际上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去十年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100%，内需的增长超过外贸增长。

同时，尚福林表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在过去十年当中不断巩固，中高收入人群从消费趋势转变，消费规模也在逐步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四、宏观调控正在向多重目标转变

尚福林表示，近两年出现的情况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和PPI工业价格指数走势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目标取向比较困难，抑制居民消费走势价格上涨，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应该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要促进工业价格指数回归就需要比较宽松的刺激政策，宏观调控就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这样保持流动性更加充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和政策取向。

►当前金融领域需要处理好这六大关系

尚福林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领域不平衡、不适应的发展也开始显现，金融自身的高质量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重点需要从全局角度处理好六大关系。

一、货币供应和投资转化的关系

尚福林指出，当前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不匹配，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改善货币供应量，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足的同时也要防范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发生边际效应的递减，导致从实体经济溢出的金融体系中断。

另一方面要把货币转化为信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有效需求不足，为继续扩张形成一定制约，加上储蓄处于下降趋势，要警惕投资转化效率下降。

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尚福林表示，现真正能做到直接融资的金融企业占比很小。近期债券市场民营小企业违约的比较多，市场认可度不是很高，这样就会使市场的流动性比较差，融资的难度也会更高。

而间接融资领域本应该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融资需求和孵化阶段的企业，由于企业自身财务数据不全，自身信用积累不足，缺少抵押物等等问题，也在加剧融资难融资贵，近几年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企业面临着不小的难度。

三、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关系

尚福林指出，长期资金需求和短期资金供给的问题，产业需要与融资期限相适应，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周期长，投资量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中央多次提出支持中长期投资。

尚福林指出，目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银行利率下降的风险确实还是很大，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面要是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就可能是负收益，必须保证一定利率水平才能跑赢通货膨胀率，但这种下降水平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四、金融风险与企业经营风险的关系

尚福林称，企业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当中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合规成本也在面临增加的压力，部分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出清引发的信贷风险也极易向金融体系传染。

同时，金融风险暴露会加剧企业经营，经济上升期盲目铺摊子，偏离主业上规模扩张，忽视技术创新风险，以及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提升，这样就会导致自身负债过高和竞争能力下降，经济下行阶段金融杠杆效益有可能会进一步放大企业债务负担和融资困境。

五、金融服务和民生保障的关系

尚福林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们的制度优势，金融领域集中体现在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

他认为，应当特别关注三个方面：

1）服务的可得性，普惠金融既是金融服务当中的重点和难点，僵尸企业要尽快出清；

2）服务的多样性，金融服务的同质化、个性化、特色化不足，部分区域行业风险比较集中；

3）综合服务成本仍然偏高，这也影响集中服务的质量，制约小微企业的发展。

六、市场配置与政策配套的关系

尚福林指出，一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发挥市场重点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由于金融市场有很强的顺周期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根据形势调整，引导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发挥好协调作用。

►给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点建议

金融业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此，尚福林提出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的

尚福林表示，金融还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尚福林表示，首先，要坚持金融的基本规律，注重防范风险。此外，要继续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做好金融体系的整体谋划。

尚福林称，人大推进审议通过之后的证券法也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举措，为推动政策治理和其它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集聚资本、配置资源、促进创新的功能。另一方面，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也可以提升证券公司在企业上市当中的作用，通过市场选择形成倒逼机制，提升证券行业的质量和竞争力。

二、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体系

尚福林表示，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体系，提高银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金融供给侧的重头戏。

尚福林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产占的比率还是在95%，这是最大的。

尚福林表示，我们国家大银行五家是比较大的，再加上三家政策性银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他在银行当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是70%，剩下的农商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是20%，如果说大银行搞大项目，小银行支持小企业，小银行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所以首先第一还是要大银行业务支持小企业。

三、增强保险的保障功能

尚福林表示，要增强保险的保障功能，发挥好减振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四、继续提升金融供给的质量

尚福林表示，一是要坚守定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要不完全以金融机构自身的最大化为发展导向。

二是练好内功，最重要的按照现代企业的制度要求，完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根源上解决机构发展的内在体制机制问题，同时针对经营过程当中出现的新情况。

三是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运用现代科技现代技术，是提升金融体系活力的重要源泉，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以后，就应该更好的合理的运用这些金融科技，这样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更加灵活便捷、高效的响应社会需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五、实业控股释放，扩大开放强大动力

尚福林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金融业也要顺应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一是在制度型开放转变过程当中提升自身的能力，随着金融开放制度规则的不断完善和前期的重大开放落地，开放的政策红利和对外资的吸引力还将继续释放，这也正是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同业的理念和技术方法，提升自己的宝贵机会。

二是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日益与世界金融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日益增强。

六、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尚福林称，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完善市场基础性制度和政策调节。

尚福林指出，一个是要完善信用环境，二是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三是要优化政策环境。

尚福林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支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从消费、投资等政策形成合力，既然提出来了，形成政策合力，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构建开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