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肉票、布票，五花八门的票证记录下物质匮乏的年代

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就轻松能买到全世界好货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曾经的中国，物质匮乏到什么程度。

当时，吃、穿、用都靠国家计划分配，日常生活全部仰仗粮票、肉票、布票、鞋票、火柴票、理发票、红糖票等票证才得以维持。关于那段特殊的票证历史，多年来先后已经出了十多本书。

《票证里的中国》中的实物图片，全部来自收藏家李三台的毕生心血，从两万多枚藏品中，精选出3000多枚最具时代特色的票证。“把1949年后的票证历史全部呈现出来后，确实给我们一种很震撼的感觉。看到这些票证才知道当时中国人经历了些什么，否则很难理解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艰苦创业。”编辑罗财勇说。

藏家收藏两万多张票证

《平凡的世界》、《饥饿的女儿》等小说，都对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时代有详细记录。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都由国家根据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来统一安排与分配。

从1955年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刷使用暂行办法》开始，票证进入了老百姓生活，全国2500多个县市，还有一些乡镇，都各自发放和使用各种商品票证，对商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大型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中国的票证之繁杂，堪称世界第一。当时没有这些票证，简直无法生活，出门也寸步难行。

1938年出生的收藏家李三台，在计划经济中度过青年时代，对各种花花绿绿的票证再熟悉不过。改革开放时，李三台刚满40岁，他放弃了稳定工作，与妻子下海经商，也重拾起以前的爱好，到处收藏票证。他前后花费300多万元，收集到了自清朝以来的各种票证750多种、2万多枚。

藏品越来越多，李三台产生了办一个民营博物馆的念头。他把自家的二层私人住宅腾出来，又忍痛卖了一套苏联印制的人民币，把所得的10多万元用作启动资金，终于在2003年，开办了“柳州市票证博物馆”。遗憾的是，囿于场地和经费限制，能在博物馆里长期展出的，只是他全部藏品的十分之一。

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罗财勇知道这个博物馆后，萌发了出版一本票证图文书的想法。李三台非常赞同，拿出所有票证藏品供出版社扫描。

特殊时代的集中展示

李三台的收藏种类繁多，从晚清民国开始，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又跨越千禧年。几经思考，罗财勇决定聚焦1949年之后发行的票证，把这段特殊的历史完整呈现出来。因此，《票证里的中国》和以前出的相关图书最大的不同，就是通过粮票、油票、布票等九大门类票证，全面、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计划经济时代。

民以食为天，粮票自然是家家户户的“命根子”。当时粮食和粮食制品都实行凭票供应，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吃的。去饭店和食品店不带钱可以，但没有票证没人卖东西给你。因此在李三台收藏的票证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粮票，通用粮票、豆制品票、奖售粮票、补差粮票、军区专用粮票……全国各地的粮票种类可谓五花八门。

195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统购后，开始统销。全国各地按人定量发放棉布票，实行凭票供应。初期每人每年20尺，1955年后逐年减少，从每人每年16尺、13尺、8尺，缩减到1962年每人只发3尺6寸布，要两个人的布票凑起来，才刚好能缝一条裤子。这些尺寸的变化，在书中的布票部分也有直观体现。

在困难年代，肉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才能沾些荤。从1958年起，由于猪肉紧缺供不应求，人们需要凭票定量才能买到猪肉。在李三台收藏的肉票中，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杂碎、内脏、脂肪，甚至连骨头都有特定的票据。

不过从书中可以发现，虽然当时肉类紧缺，但国家对特殊人员还是会给予一定照顾，比如产妇肉票、病人肉票、肝类病肉票、60岁以上老人肉票、老红军肉票等。在农村，家里有人去世也可以在公社大队开具证明，购买3~5斤猪肉。

微量票证展示极限匮乏

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微量票证”，进一步展示了当时物资匮乏程度。所谓“微量”，是指票面显示的物品重量实在是微乎其微，比如半两肉票、三钱鱼票、一分钱油票等。

从李三台的收藏可以发现，微量票产生的原因在于原材料极度稀缺，不得不最大限度压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1958年，辽宁省岫岩发行的一分钱油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分钱油票可以买0.5克油，要攒整整100张油票，才能买到一两油。1962年，福州市百货公司供应过半块肥皂票，也因为当时国家连制作肥皂的植物油料都缺乏，肥皂又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一块肥皂就只能分成几块来供应。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再三年”，这句民谣背后反映的是当时布料的稀缺。究竟稀缺到什么情况，才能让一件衣服可以反复利用那么久呢？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发行过一厘米布票。

南京粮食局1960年发行的一钱粮票，则表明微量票的出现还与“左”的路线有关。那张粮票上印着“大跃进”时代的宣传画，麦子长得高过人，寓意农业大丰收。而票面上却印着“一钱”（也就是5克）字样，两相对比，构成极大的反差。

然而就是这些面值小得可怜的票证，很多普通人还得不到。1963年，上海水产公司印的三钱鱼票，就限定华侨才能购买；芝麻半两，同样也只限华侨。广东省1966年发行的侨汇商品供应证中，华侨才可以买0.2尺布。

票证背后的沉默历史

除了李三台为各门类票证写的简单说明，《票证里的中国》主要以实物图片为主。文字信息虽然不多，但从中仍然可以管窥一个年代的社会史。

1959年的两张“觉悟票”，诞生于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当时全国到处都采用平均主义供给制，干多干少都一样，“大锅饭”严重损害群众的积极性。于是，觉悟票就带有奖勤罚懒的作用，对劳动好、踏实肯干者发红票；对散漫、不按时上下工的发绿票以示惩戒。

19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某些特别艰苦的地方每人每天甚至只有二两口粮。饥饿导致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水肿病，随后就出现了“水肿病营养物资供应券”。

而当时全国都出现的“奖售粮票”，背后更有一段心酸历史。罗财勇说，当时农民生产出粮食后，以公粮的形式卖给国家，国家再凭粮票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为什么要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农民去多卖粮食呢？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卖。为什么不愿意卖？肯定是农民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了。”

“看了这些票证，再回顾我们国家在艰难环境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说里面包含着每个中国人付出的心血。因为当时城乡差别巨大，城市里物资再紧张还有勉强供应，而很多东西农民根本都买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在票证历史里其实是沉默的。”罗财勇叹息。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城乡居民生活物资日益充足，票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93年，全国粮油购销体制改革，粮油价格放开，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粮票和油票，“票证年代”也宣告终结。

遗憾的是，在票证收藏上耗费毕生心血的李三台，最终没来得及等到《票证里的中国》出版，于2017年去世。那些发黄发旧的票证背后更多的故事，不管李三台的妻子、儿子，还是罗财勇，都已无从知晓。

《票证里的中国》

李三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