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2020年中国经济会怎么走

风云变幻的2019年已近收官，2020年即将来临。清醒地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找出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积极、前瞻和务实地谋划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2020年经济增长可能企稳

受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2019年经济增长出现下行。2020年，如果贸易摩擦趋于阶段性缓解，而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有所加大，经济增速虽有可能小幅下降，但仍有望保持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1.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由于贸易摩擦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按美元计价，2019年1~10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为-0.2%，二季度以来出口下行压力加大。2020年影响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已经触及本轮增长周期的顶点；二是WTO改革方向尚不明确、多边贸易规则面临巨大挑战，全球贸易环境动荡多变；三是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显现。但10月以来中美两国开展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推迟了对剩下3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如果双边达成阶段性协议将有助于2020年下半年出口状况改善。而2019年以来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对2020年出口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便如此，受外需减弱的影响，2020年我国出口也难有十分明显的改善，可能略好于2019年，增速可能前低后升。

2. 不同类别投资增速可能升降互现。

2019年以来大量基建项目出台，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增加，金融机构加大了融资支持力度，拉动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加快。

展望2020年，更多的项目进入在建状态，专项债额度可能进一步扩大，发行提前并速度加快，专项债使用范围扩大，部分基建资本金比例下调，基建投资可能逐渐回升。由于基建投资年度投资额超过18万亿元，目前可预测的增量还难以拉动基建增速大幅上升。严控债务杠杆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将制约基建投资回升力度。

2019年1~10月制造业投资增长2.6%，处于近几年的低位。2020年会有一系列因素制约制造业投资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预期减弱。环保限产、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仍处于萎缩阶段。受国内终端需求不足的影响，汽车、船舶、电器机械和器材等制造业投资仍将低增长或者负增长。

2019年1~9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5.3%，会制约制造业投资积极性。但未来也存在有利于制造业投资的因素：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和，有助于制造业投资信心一定程度上恢复。综合来看，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触底回升，增速小幅快于2019年。

在建安投资和土地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支撑下，2019年 1~10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依然在高速增长区间。202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缓慢回落。若房地产融资政策没有明显放松迹象，计入房地产投资中的土地购置费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综合判断，2020年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均可能低位小幅回升，而房地产投资则会有一定程度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企稳。

3.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提升。

2019年1~10月消费累计增长8.1%，汽车类消费是影响消费增速的最大因素。

2019年下半年以来，扩内需、拉消费的政策措施频繁出台。2020年将继续推进并落实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2020年汽车需求可能恢复增长，对消费的效应由负转正。2020年消费可能总体上相对平稳，增速将显著快于投资和出口增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超过70%。

物价分化走势将有所收敛

2019年以来，物价在多个层面出现分化。一是CPI和PPI之间的分化加大。二是CPI内部出现两层分化，即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分化，食品价格内部也出现分化。三是PPI内部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明显分化。

受猪生产周期和非洲猪瘟疫的双重影响，2019年以来猪的存栏量快速下降，导致供需结构性矛盾。由于生猪养殖周期在6个月左右，生产供应恢复正常至少要到2020年一季度以后，也意味着猪肉价格上涨势头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一季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很低，如果难以快速提升存栏量，猪肉供需结构矛盾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延续。

CPI大幅上升是个阶段性现象。除了猪肉价格上涨带来CPI上涨压力之外，当前并不存在其他显著拉动CPI上升的因素。2020年二季度之后CPI回落的可能性较大。当前需要注意通胀预期发散。2020年CPI翘尾因素将呈前高后低的特征，上半年翘尾因素可能在3%左右的较高水平。如果相关举措较为有效，2020年CPI可能呈先高后低走势，全年涨幅有可能被控制在3%左右。

虽然环比有所波动，PPI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负增长且跌幅逐渐扩大，表明工业通缩压力似乎有所显现。如果2020年外部不确定性降低，对我国出口和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有可能促进PPI在2020年二季度之后逐步企稳。由于2020年翘尾因素前高后低，上半年PPI仍有下行压力。

金融业信用创造功能需要增强

近年来，国内金融运行总体保持了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态势。央行货币政策坚持稳健的基调，也在流动性总量调控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地实施了降息，有的已是负利率状态，2020年宏观逆周期政策调节仍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因此货币金融增速适度加快很可能较为符合实体经济的需要。

需求端疲弱是信用方面问题的重要根源，这应主要由财政政策来加以解决。从金融供给来看，未来改善银行保守的风险偏好和有效促进表外融资和其他社融至关重要。

合理设定2020年主要经济运行指标

为了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保持市场信心，给各相关方面确立较为积极的工作目标，同时又要考虑到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建议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定为6%左右。

如果外部环境好于预期，逆周期调节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效应，则增速有可能达到这一水平；如果外部环境差于预期，逆周期政策效应传导困难，则增速有可能略低于这一水平。如前所述，2020年出口增速可能前低后升，但投资和消费都有可能企稳或小幅上升，因此6%左右的增长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逆周期调节政策应加力提效

为了有效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失速，实现稳增长政策目标，宏观逆周期政策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并适度加大调节力度，以切实提升质效。

1.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2020年财政政策对稳增长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加大财政支出在逆周期调节上的力度，财政赤字率可以提升到3%或者略高于3%。二是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可以扩大到3万亿元以上，提前计划并在年初发行，并且扩大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三是扩大地方财政税源，提升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加快步伐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提升地方税分成比重。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保障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四是明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责任，加大考核力度，摒弃不作为现象。五是进一步盘活全国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以有效拉动总需求。六是进一步落地减税降费，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减负。

2. 从信用端发力提升政策边际效应。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应更多地从“增信用”的角度发力以疏通信用创造渠道，提升政策边际效应。具体方式可以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和合理补充资本金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和投放能力。

3. 以“反替代”效应促进猪肉市场供需平衡。

猪肉价格持续上升后，与牛羊肉价格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前猪肉零售价格略低于牛肉、羊肉价格，当猪肉价格达到或者明显高于牛羊肉价格的时候，必将引起消费偏好的转变，对猪肉的需求将会减少，而对牛羊肉的需求则会增加。

4. 保持人民币汇率及跨境资金流动基本稳定。

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大，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仍可能有一定的波动。

建议一是持续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有效防止跨境资金持续外流，避免出现2015~2016年跨境资金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二是审慎渐进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扩大债券、股票市场开放度，有节奏地吸引跨境资金流入。三是加强企业和个人投资用汇管理，继续保持对个人购汇的额度管理，审慎推进个人对外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等敏感领域的放开；加大对跨境资金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防止不法分子伺机而动,扰乱外汇市场。四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下非理性预期的扰动，适时合理干预外汇市场，避免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大起大落。

5. 房地产政策应基本满足居民合理购房需求。

房地产政策应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总基调。一是增强政策相机抉择、双向调控的敏感度，完善价格决策指标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以微调方式减小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的波动。二是对于居民合理购房需求仍应积极支持，包括首套置业需求、置换型需求以及合理的改善型需求都是应该予以满足的合理需求，应避免过严的“一刀切”政策带来需求误伤。三是加大市场秩序的规范力度，进一步整治清理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土地拍卖、开发施工、房屋销售等各环节的违规行为。

（作者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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