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l脱离了美国供应的华为如何实现在5G信息高速上狂奔

“打的最狠的地方增长越快。”10月16日，一场演讲的间隙，华为运营商BG总裁丁耘用这样一句话回应现场记者对于华为“补胎”进展的疑问。

尽管华为高层们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表示，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华为的整体战略，但在过去的150多天里，像这样的疑问充斥在华为的外围。

这是因为，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几乎没有哪家从事通信业务的公司可以脱离美国的元器件而存活。甚至有机构做出了预测，华为的库存备货撑不过一年半。根据华为曾经披露的供应商名单，去年核心供应商名单共有92家，美国供应商最多，达33家，占比约36%。

在5G基站核心零部件的解决问题上，离开“美国砖”，是否寸步难移？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换胎”，是否可行？目前华为在5G上的进展如何？围绕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近日与华为5G产品线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试图了解目前华为5G发展的真实状况。

“我们的发货从5月份之后增长了300%，没有中断过一天。”华为5G产品线副总裁甘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通用芯片做不出差异化的产品，华为在数年前就启动了关键技术上的投资，如功放链路、射频、基带等已经实现了自主设计，合作方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企业。

甘斌表示，目前华为仍然在加大5G领域的投资，实体清单带来了一些困扰，不能说一点困难也没有，但华为一直采取多供应商的策略，现在只是在加速计划的进程。

记者从华为了解到，目前不含美国元器件的5G基站产品模块已经发往全球各地，而在内部计划中，今年华为的5G基站产量预计约为60万个。

华为工作人员介绍5G产品的技术解决方案

“我们不管身处何处，我们要看着太平洋的海啸，要盯着大西洋的风暴，理解上甘岭的艰难。要跟着奔腾的万里长江水，一同去远方，去战场，去胜利。”在今年春节后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如是说。

在5G的风暴眼中，华为人的步调整齐的像一支军队，时刻处于“战时”已然成为全球19万员工共同的状态。

一边打仗一边换胎

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的午后，华为深圳总部的一间工作室内聚集了几位来自于全球TOP级别的客户，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改良”后的一块板子——在进入实体清单后，华为在5G基站上对一些受影响的美国元器件做了替换，让客户“亲眼”看到即将使用的产品，或许比100个人来游说更加能够打消对方的疑虑。

不久前，任正非在与“平板电脑之父”杰里·卡普兰、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彼得·柯克伦的对话中表示，华为8月份、9月份对新的版本切换进行了磨合性的实验，到10月份以后就可以量产了，今年的产值量是60万个基站，明年是150万个基站。“很多西方公司已经拿到了没有美国零部件的产品，信心大增，相信华为能够供应得上他们的货物。”任正非说。

“我们（华为）是不是完全脱离了美国的供应也能生存，这应该是事实。”他表示，从10月份开始，华为5G基站的出货量将达到每月5000个。随着明年更多的国家引进这一技术，华为5G基站的生产总量应该会随之翻倍。

在华为最新披露的数据中，华为已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60多个5G商用合同，40多万个5G基站模块（AAU）发往世界各地。以瑞士为例，华为已联合当地运营商Sunrise实现了300个瑞士城镇的5G网络覆盖，上网速率达到1Gbps。

作为5G产品线的副总裁，甘斌亲历着这一切。

“一直以来，华为主张的是都是多路径多梯队，饱和攻击，饱和投入，一旦认准一个方向，就聚焦，不断解决商用化产品的问题。”甘斌对记者表示，曾经有一项关键技术华为研究了5年，整整5年都没有商用，直到第六年，才攻克了难题，目前5G产品的版本切换更多的是时间问题。

从技术的角度，甘斌向记者剖析了目前5G基站的核心技术要素。他表示，目前基站最核心的器件组成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线、第二部分是功放、射频，第三部分则是中频数字芯片。

此前，曾有券商发布报告称，基站芯片的成熟度和高可靠性和消费级芯片不可同日而语，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关键技术上，美国的厂商是主导者。

对此，甘斌表示，华为确实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去自产，但对于关键领域的投资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而合作伙伴是其支撑。

“以天线领域为例，已有国产厂商做的不错，而华为本身在天线领域也有积累，大规模天线解决方案已经规模部署。”甘斌说。

第二部分功放和射频是基站芯片中门槛最高的部分，最大挑战在于功放的效率要逐步提升。甘斌表示，在这部分，华为不仅仅和美国厂商合作，还和其他厂商做联合设计，2012年就推动供应商启用了新兴的材料做联合设计。

而对于中频芯片，甘斌透露，四五年前，华为就开始自研中频芯片。

“所有算法都需要中频做预处理，二十年前我刚开始做无线的时候中频都是模拟化的。后来开始把数字化的技术引入中频，这个时候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算法。2004年一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FPGA，但发现通用芯片效果不够好，所以就加上自己的算法Asics化来设计芯片。所以这个部分十几年前，就相当于国产化了，代工也不靠美国。”甘斌对记者说。

“外部的看法很简单，甚至预估出我们的库存备货时间，但我想说的是，业内的合作模式并不是功放厂商先生产，然后再供给华为，一直以来我们是通过平台化、模块化、高度共享的方式来保证供应的效率和稳定。”甘斌表示，芯片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度都很高，需要一步一步长期积累。不过，他也提到，如今基站的核心器件华为均可以自行设计，但一台基站里面上万颗的器件，更需要的是全产业链的协同。

任正非曾表示，若美国公司愿意供给华为零部件的时候，肯定要购买的。“宁可我自己的零部件少生产一点，我也要买，就是为了要维持全球化的问题。我不会走完全独立更新的道路，这样最终会是一个封闭的结果。”

与自己赛跑

补胎的同时，华为的各个业务部门也在全力牵引5G的向前发展。细数近一周的消息，多数与5G相关。

10月25日，华为发布消息称，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中国首个5G无线电通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华为率先获得首张5G基站设备的进网许可证，标志着华为5G基站设备可以支持中国规模部署，正式接入公用电信商用网络。

而在往前推两天的23日，华为首款5G折叠屏手机HUAWEI Mate X国内价格首次发布，售价16999元。同日发布的Mate 30的5G版本更是被华为称之为“核弹级”的单品，内部希望Mate系列的销量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冲到1000万。

除此之外，华为这一周还推出了全球首款商用5G工业模组，试图把5G应用扩展工业物联网。“不含任何美国器件的5G工业模组”、“剔除美国芯片，实现核心器件自主可控”等关键词刷屏社交媒体的同时也再次推高资本市场对于华为概念股的热情。

无暇顾及外部的喧嚣，对于5G赛道，甘斌表示，仍然在做技术上的攻坚。

“我们已经有十几条基站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仅仅设备、厂房就需要千万元级别的投资，接下来还将不断扩大产线规模。”甘斌对记者表示，华为在（基站）硬件上领先两年，尤其是Massive MIMO领域。

Massive MIMO（大规模天线技术）是第五代移动通信（5G）中提高系统容量和频谱利用率的关键技术。

目前，华为在5G Massive MIMO上已经到了第三代，占到全球发货量的90%以上，也是华为在5G上拉开与友商距离的关键技术之一。“中国电信和联通要共享，现在我们发给他们的货都是200M的，如果100M的话，就没办法共享。一个模块就能支持200M，他们需要两个。”甘斌说。

此外，“寻址难”、场地费用贵已成痼疾，5G密集组网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站点数量的需求。为此，华为推出了Easy Macro和Book RRU等杆站解决方案，做到了只要有电就有站，适用于多种不同场景、特别是宏站边缘区域或流量高地的极简部署。以欧洲站点租金为例，每年华为可以帮助单个站点节约1万欧元的租金。

据记者了解，在华为内部，技术路径的选择通常要提前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研究人员的想法加上产品研发人员的想法，多路径多梯队进行碰撞，三年内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是从十年的维度去看，也许会有产出。

“2015年的时候内部也在犹豫，大宽带的方向是不是正确，还有人在问，美国选择的是毫米波，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选择。”甘斌对记者表示，通过探讨和技术积累，最终华为认为5G带来价值在于，每比特的成本要下降，因此一定需要大带宽、多天线，于是华为就围绕这条路径进行巨额投资，积累关键技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解决方案落地。

从目前5G宏杆微立体组网解决方案的部署情况来看，华为在欧洲市场仍然受到欢迎。

瑞士电信公司Sunrise在6个月前选择华为的5G设备，通过超级刀片站(Super Blade Site)、Massive MIMO以及杆站(Book RRU)等产品在不同场景的部署，实现了在瑞士全国300多个城镇的5G网络覆盖。而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则在近日公布了一套关于5G网络安全的拟议规则，没有把华为排除在外，而是要求所有供应商和运营商满足共同标准。

“看得到的是产品，看不到的是冰山下的技术，我们在芯片、材料、算法、天线、散热等多个领域的5G关键技术创新，奠定了5G极简网络、极致体验的基础。”华为无线网络首席营销官彭红华对记者表示，从2009年4G刚刚开始投入商用时，华为就着手进行5G的研究，至今累计投入40亿美元，共计向3GPP贡献了超过2.1万族5G NR提案，占比超过20%为全球第一。

但也可以看到，华为在5G安全性上或许会受到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持续拷问。

对此，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对记者表示，5G的安全问题不是华为一家公司的事情，而是整个产业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他指出，5G安全架构是分层分域的一个生态系统，不同层、不同域的责任主体不同，应用开发商/业务运营商、终端厂商、设备厂商、网络运营商都需要为各自的领域安全负责。“我们始终认为，安全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并愿意和全球各组织、政府和业界伙伴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为企业和用户的安全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