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转型要看这两个标志

在刘守英看来，一个国家实现转型的标志有两个，第一是衰退率的下降，这说明国家基本上进入比较平稳的状态。第二，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标志是农民乡土黏度的降低。

10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在人大经济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上给出这样的论述。

他认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经济体的衰退率下降，而不是光看增长率的上升。

根据他的团队对18个欧洲经济体经济绩效的研究发现，从增长率来看，发达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差别在于长期的经济绩效不掉下来。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出在衰退率居高不下。

该研究解释称，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事件频率上的差异。发达国家越往后走，政治就越平稳，秩序越成熟。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不是因为其没有增长率，可能曾经很多时期还有高增长率，但问题在于其秩序不稳定，政治动荡干扰了经济增长。所以，长期的经济绩效表现不好。

刘守英称，这也就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何由过去关注增长率，转向关注衰退率。

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学中，他认为，本质是结构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其核心是要看农民跟乡土的黏度变化。

那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不论是农业、工业占GDP比值，还是城市化水平上，均呈现趋同趋势，但也出现了三个反常。

一是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跟世界趋同，但农民离土的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差异：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全国就业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

二是农民入城率小于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农民在城市经济活动中跟世界各国有趋同性，但农民进入城市，作为城市人的程度，跟世界各国是有差异的。在中国，城市化有两条线，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二者出现显著差异。

三是虽然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趋同，但中国农业生产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反常情况。这是由前面两个反常导致的。

刘守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快速的结构转变，但在土地黏度的降低方面，出现跟世界各国的反差。他说，“结构的转型，只有带来土地黏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

具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农民跟土地的黏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土地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松绑，但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参与到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是一个不离土的乡村工业化。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和园区工业化，农民开始跨地区地离开农村，参与到工业化进程当中，出现了中西部的人口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但由于这个模式中，农民在城市不能落下来，最终的结果是农民的回村和返农。这意味着，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缓解。如今，历史有了转型，开始出现新的挑战和机遇。

那就是，80后的农二代，在经济和社会行为上，跟农一代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征，农二代“出村不回村”，是离土离农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由此带来整个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劳动投入大大下降，资本投入大大上升，开始出现以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转向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主的转变。

回顾这70年来的转型，刘守英总结称，整个中国能否进一步完成伟大的转型，一是中国在进一步朝向全面开放的过程当中，经济和政治要良性互动，第二是要想真正实现结构现代化，就要解决农民跟土地黏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