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未来亚洲减贫政策核心应是缩小不平等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的25年中，亚洲国家将贫困人口数量从15.2亿减少至2.63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下降了44个百分点。

9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在北京发布《亚洲减贫报告》，并在其中全面介绍与剖析了亚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成就、特征与挑战，并总结出未来减贫措施及亚洲国家可合作方向的建议。

报告称，亚洲国家总体消除绝对贫困且发展趋势向好，目前极端贫困发生率仅为1.85%，但也表现出跨国之间贫困分化、贫困人口集中的鲜明特征。此外，青年失业、食物短缺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也成为亚洲减贫事业上的关键性挑战。

该报告主编、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教授在会后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非洲是欠增长导致的不平等，亚洲区域收入不平等更多是出于经济与社会转型的遗留问题。他称：“要解决这个问题，亚洲未来减贫政策核心应是缩小不平等。”

亚洲国家集中型贫困

报告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收入贫困标准计算，亚洲国家赤贫人口从1990年的15.2亿缩减至2015年的2.63亿，年均下降2.93个百分点。

李小云介绍道：“同期，非洲贫困发生率从54.3%下降至41.1%，再加上非洲人口迅速增长，因此非洲绝对贫困人口从2.78亿增加至4.13亿，呈现与亚洲截然不同的上升趋势。”

此外，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显示，亚洲目前有高收入国家11个，中上等收入国家15个，中下等收入国家14个和低收入国家6个。具体而言，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均值为12103美元，中位数则低至4220美元，最高值为卡塔尔的61190美元，人均最低的国家为阿富汗，仅有633美元。而对照来看，非洲国家目前仅有塞舌尔位于高收入国家之列。

而若从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等10个非收入指标的多维度贫困标准来看，亚洲则集中了占全球半数以上的贫困人口，覆盖6.8亿区域内人口，尤其集聚在南亚和东南亚一带。

总体来说，以收入衡量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与多维度贫困发生率高度趋同。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各项指标上表现越好。而经济略欠发达的国家，则表现出不同指标及程度上的滞后。

比如，亚洲高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均实现通电率100%，但14个中低收入国家中仅有5个达到这一水平，在6个低收入国家中仅有叙利亚和塔吉克斯坦满足全民用电。

换言之，虽然亚洲国家减贫趋势整体向好，但也出现了区域内的分化。相比非洲的分散型贫困（即跨国间贫困现象趋同且贫困人口均匀分布），亚洲国家则属于集中型贫困，不同国家间贫困发生率与表现有所区分，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以及农村地区。

亚洲国家增长的不均衡及挑战

报告显示，从增长水平上说，亚洲国家总体增长趋势依然强劲，但也呈现出国家间的差距。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2018年经济增长率高于7%的国家有6个，其中孟加拉、马尔代夫、塔吉克斯坦和柬埔寨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均超过10%。此外，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处于5.1%～6.9%间的亚洲国家有12个，低于5%的国家也多达12个。

从产业来说，亚洲国家农业增长率普遍较低，有多达18个国家的这一数据落在0.1%～3%之间，农业增长超过GDP增长率的国家仅有5个。报告指出，在强调通过发展农业实现减贫的过程中，这种状况令人担忧。相较之下，工业增长俨然成了亚洲国家减贫过程中的引擎，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增长率达到5%以上，但也有少数国家低于1%甚至出现负增长。而第三产业发展势头最强，30个亚洲国家中有20个的服务业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李小云对此称：“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农业增长速度不是非常理想，主要靠工业和服务业拉动，这样的增长结构和中国通过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然后吸引外资投资这样的传统转型不一样。这是亚洲地区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方面存在的隐患。”

此外，报告通过总结亚洲国家减贫经验发现，贫困发生率下降比较快的国家基本上是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而经济发展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基础。从产业上来说，农业对于实现农村持续减贫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工业化则可以成为农村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但李小云也对第一财经记者强调称：“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不平等。” 因此，在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解决所有贫困时，有效的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干预可以是基于行业、教育和现金转移的社会保护措施。

最后，报告提出四条减贫途径，即确定通过快速经济转型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综合性战略、发展农村地区、采用合作方式来理解和解决多维贫困问题，以及采取自上而下的举措，广泛调动社会群体的内生动力，提高群体的发展拥有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