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消退后，企业如何面对时代性机缘切换？

当下企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有一个流行的缩写词来刻画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即VUCA，分别代表：动荡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

在这样的时代，企业“短命”越来越普遍，1970年以前美国上市的公司中，92%能撑过上市后的5年；而2000年到2009年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仅为63%（剔除网络泡沫和2008年衰退影响）。

另有调查显示，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平均上榜时间从1964年的33年缩短到2016年的24年，这个趋势还在加剧，预计未来这一数字只有12年。

技术颠覆越来越迅速，电话的普及率从10%上升到40%花费了39年，而移动电话达到同样的普及率则只花费了6年，智能手机更是仅仅花了3年。

商业格局更替似乎也在“朝夕之间”，QQ聚拢5亿用户用了十几年时间，而微信只用了3.5年时间；携程、淘宝、京东用了十几年才形成对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而滴滴打车、Uber、Airbnb则只用3年就让传统行业“岌岌可危”，更别提还有拼多多创办三年上市、抖音两年之内火遍全球……

身处这样的时代，企业的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十大机缘

在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企业的崛起与发展得益于以下十大机缘。

1. N种红利。

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一系列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改革措施的实施，各种红利应接不暇。

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红利”、享受全球化进程的“开放红利”、释放资源潜能的“环境红利”、放大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创造庞大需求的“城镇化红利”等，在这N波推动力下，不仅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更让诸多企业在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轻松赚取第一桶金。

2. 行业风口。

互联网时代有“站在风口，猪也能飞”的说法。产业格局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创新、消费需求的痛点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风口，虽然追赶风口有被摔死的危机，但找对方向、借势而为，也是企业取得突破性成功的法宝。

3. 利用不对称。

信息稀缺时代，信息沟通不但成本高，且花费时间长，几乎所有的中介服务都是依托时间差、地域差来获益，可以说，任何拥有信息、数据的企业都能做到“一手批发进，一手零售出”的空手套利。

4. 资本大潮。

当全球化打开国门，资本金融以其独特的光环及虹吸效应横空出世，诸多企业从最初的“小作坊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型，逐步由依托主体的“自身积累”向“资本运作”转型。

5. 互联网+。

当网络成为第二社会，一个全新的基于网络的商业帝国也由此崛起，互联网+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释放出巨大能量。

仅以电子商务为例，如今的中国电商三巨头：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总市值高达55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第26大经济体，超过世界上85%以上国家。

6. +互联网。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逆袭创新”，带来的是新模式、新产业、新经济，那么“+互联网”则是一种“顺势创新”，是传统行业利用互联网的自我革新。

7. 整合商业链。

横向上，整合同类产业，使得一有需求就立刻形成生产力。

纵向上，通过上下游对接和横向的产业优势互补来对产业链进行二维空间的延伸、扩展，增强产业链生命力，由此纵横结合，减少链条传递中的额外成本，通过并购上下游企业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优化，从而在最终产品上获取更多的利润。苏宁、国美的崛起皆是如此。

8. 平台枢纽。

随着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的推进，电商平台、行业平台等平台枢纽应运而生。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与影响，数据表明，全球15大互联网公司均采用平台模式运行，全球最大100家企业中的60家，其主要收入模式也来自平台模式。

9. 先发效应。

在市场竞争中，早期进入的公司不仅可以通过免费、优惠等策略迅速积累起大量用户，更掌握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成为先到者抵御对手进攻的最直接壁垒。

10. 去科学管理。

曾经，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些企业管理理论创造了一批伟大的企业。

然而，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令早期的管理理论出现不适应性，成为制约企业创新、转型和发展的力量。

而中国企业的“不守规矩”、野蛮发展反而让诸多企业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束缚，得以在市场中游刃有余。

企业已面临时代性机缘切换

如今，上个时期的十大机缘要么因红利消退而逐渐失效，要么因与环境不适而成为鸡肋。

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向上”与“向下”格局并存；中观上，企业承受着政策变动、行业变局等外部冲击；微观上更面临着领导力、竞争力、价值观等内部压力，企业已面临时代性机缘切换。

下个时期企业的发展逻辑遵循以下八大模式。

1．高质量发展与品牌阶段。

主要矛盾的切换让人民的美好生活成为首要需求，资源环境的超负荷也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可持续，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已成为主流，企业的发展主线也将从过去的规模至上切换至高质量发展，竞争法则从价格竞争到品牌竞争。

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上，还具有相当的提升空间。《2019全球品牌500强》报告显示，中国上榜品牌总价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占500强总价值的19%，虽位居全球第二，但与第一名美国（占45.4%）仍相距甚远。

2．扩大头部效应。

头部有巨大的借势优势，当年“百团大战”过后，美团脱颖而出；网约车补贴大战后，滴滴硕果仅存。

未来，当烧钱扩张的资本游戏难以持续，追风口的生存空间也被挤压，那么扩大头部效应更在于差异化竞争，尤其是随着消费形态向多元化、差异化演变，将衍生出无数长尾市场、细分领域。

而再小的系统头部，都有巨大的效应，甚至推动你去下一个头部，“先成为鸡头是成为凤头的捷径”。

3．强化核心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多重红利既成就了企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也埋下了企业脆弱、浮躁的隐疾。一些企业要么迷信原有的“一招鲜”，结果作茧自缚，要么一味贪大贪强，折戟在盲目扩张的道路上。

而在今后愈发湍急的形势大潮中，剥离赘余的非核心业务，“轻装”上阵，企业方能集中精力抢占新一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数字化、智能化的新生产方式也为生产的分散化、模块化提供了技术前提。

如此，企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不仅效率将大大提高，同时也很可能因此锻造出品牌效应。

4．从“蚁族”到“蜂族”。

传统企业多是蚁族，企业结构犹如蚁穴，或呈树状，大而散，或呈矩阵式，等级分明，表明看来可控性强，实则缺乏灵活度和创造力，效率低下。

“蜂巢型组织”企业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公司的价值观、资本和人才成为蜂巢的底板，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组织、个体高度连接，同时整个组织又在不断地裂变，形成蜂巢般的企业生态圈层。

5．超级枢纽。

上一阶段，大企业主要抓平台，发挥虹吸效应，成为资源、信息、要素的集聚中心，未来，在此基础之上，企业更将担当超级枢纽的角色。

不仅成为各类要素配置的节点，有进有出、有收有放，实现资源的自由、高速流通，更具备强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汇集孵化、整合、服务和引领等多项功能于一身。

6．重回科学管理。

旧红利的疲态与消退渐现，相比于从外界借势，企业更需要修炼内功，向内部造势的角色转换。

此时，企业将重回科学管理，通过内部的主动变革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动能。

同时，新技术、新形势也将倒逼管理模式的更新、升级，例如，当企业朝着扁平化、模块发展，不同于围绕“权力”与“秩序”展开的管理，未来的管理将更多围绕组织、分配、协作，以更好地顺应形势。

7．利用并突破对称性。

随着市场趋向专业化、透明化，利用信息不对称性赚取收益的商业模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并突破对称性的发展模式。

毕竟，即便信息实现了高度对称，但企业对信息的分析、运用能力也不尽相同，在一级信息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炼出二级知识、三级智慧才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关键。

8．竞争力的迭代与叠加。

企业的竞争力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企业层面的，既有从技术竞争，到产业竞争，再到综合竞争的迭代，又有企业、国家、社会各层面竞争的叠加。

5G便是典型代表，SA标准落地之前，关于5G的竞争焦点集中在各企业的5G技术实力上。而SA标准的出炉，标志着5G从技术竞争逐步走向关于5G商用测试、商用城市、频谱拍卖、5G终端等产业竞争。

而未来，随着5G的全面商用，每一个领域都迎来5G变革，产业竞争升级至综合竞争阶段，在此过程中，5G不仅会创造如物联网、车联网等新的万亿市场，引得群雄逐鹿，还将改变生产方式、承载万物互联，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其巨大经济效应更会诱发大国激烈竞争。

综上来看，企业的成败不在起点或终点，而在转折点。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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