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政策拐点“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试图为当前的全球经济迷局寻找出路。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货币政策的挑战。在年会上,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等央行负责人及特邀学者就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和风险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有关美元储备地位的讨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贸易影响货币政策制定
年初以来全球掀起的降息潮显示各经济体面临巨大下行风险,贸易形势恶化、通胀低迷和内需下滑等因素成为了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的催化剂。
鲍威尔在开幕演讲中提到,美国经济处于有利地位,但也面临“重大风险”。自去年中期以来,全球增长前景一直在恶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似乎在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美国制造业和资本支出疲弱中发挥了作用。现阶段央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环境中促进经济持续繁荣。
贸易成为了美联储和各国央行政策选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鲍威尔称,在解决典型宏观经济事态发展框架下的经济问题上,美联储经验丰富,但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纳入这一框架进行考虑则是新的挑战,“这本不是美联储的职责。”任何影响就业前景和通货膨胀的因素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立场,而这其中可能已经包含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多位美联储官员随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表示,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各国央行在金融危机前使用的工具已经不再适用,基准利率和迅速膨胀的资产负债表也很难回到从前的水平。当各期限利率水平已经很低时,进一步的降息对实际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影响。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Kaplan)则认为,贸易政策成为了阻碍经济增速的原因,而不是美国总统一直抱怨的利率水平。贸易已经成为了经济支点,而这可能是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难题。
宽松货币政策背后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不断扩展的债务可能成为点燃危机的导火线。受特朗普政府2017年减税政策的影响,美国财政赤字已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最新预测,2020财年至202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年均财政赤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总额将达到12.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同样面临着财政赤字的问题,与美联储2%的联邦基金利率相比,负利率环境下的政策空间正在越来越小。
美元或成不稳定因素
近几十年来,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一直难以撼动。1944年,随着各国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并逐渐替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元国际地位一度遭遇冲击。但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元依旧把持着最大储备货币地位。
当美国与全球货币政策同步时,美元指数的表现通常保持稳定。如今美国的经济表现依然比大多数国家要好,这反而推动了美元进一步走高。对于依赖外贸的新兴国家而言,本币汇率的波动正在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认为,美元正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了不稳定的作用。在他看来,美国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然而用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由美元结算,并垄断了三分之二的全球证券发行定价。“这造成了货币体系的扭曲,破坏了决策的有效性。”卡尼说道,“全球化加剧了溢出效应,而金融一体化意味着危机可以迅速蔓延,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以往更大。”
参与了年会“货币政策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溢出效应”讨论的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兹坎(Sebnem Kalemli Ozcan)表示,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向已经逐步脱离各国央行的控制,正在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
在卡尼看来,全球央行应联合起来创建多极化的储备货币系统 ,打造类似Libra那样的加密数字储备货币以结束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并将削弱美元溢出效应视作长期性目标。芬兰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委雷恩(Olli Rehn)也表示赞同,认为在货币和银行系统数字化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想法。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过去当美国是全球经济负责任的领导者时,各国都将货币体系的控制权交给了美联储,然而当美国的政策决定不再具有可预知性时,这种角色就会受到质疑。美联储前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Fischer)也认为,随着宏观环境逐步恶化,美国经济问题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珀森(Adam Posen)则认为,人们依赖美元的根本因素仍然存在,各国以前曾尝试使用合成篮子货币,但这并没有真正起作用,“想要摆脱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