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到本世纪中叶，家庭少子化的基本形态不会根本改变

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水平已近30年，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一直如影相随，对于这个困局，是否一生了之就可以解决？

央行微信公号14日刊发的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称，中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

论文提到，中国将进入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渐行渐近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并对此危机提出了应对措施：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不仅优化生育政策，而且完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国内劳动力转移和利用，而且鼓励走出去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甚至尝试学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仅多生孩子，而且注重储蓄和投资；不仅强调要素积累而日重视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以弱化要素积累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不仅采取短期政策，而且注重长期治理，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化为由内生性变量决定，并指向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和少子化趋势，依靠生育政策这个外生性变量决定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返。到本世纪中叶甚至更长时期，微观家庭层面少子化的基本形态不会根本改变。应对少子化困局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面对客观现实，从现实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

中国少子化困局显然不是当前所出现的问题。据原新介绍，少子化过程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生育率水平从6开始下降，1991年降至2.09的更替水平，并从此以后开启了低生育率时代和稳定的少子化时代，人口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开始孕育人口负增长能量，至今已经30年，未来十年内走入人口负增长毫无悬念。

导致少子化最根本的原因低生育率且维持很长时期。未来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低迷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导致低生育率；另一方面，育龄妇女规模快速减少，且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老化，使得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雪上加霜。

目前，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徘徊在1.5上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中数据，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已经在2008年达到峰值3.8亿人，然后开始减少，2020年为3.4亿人，2050年余2.6亿人。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中国大多数女性当母亲的年龄）数量也已经在1996年达到峰值1.8亿人，然后开始减少，2020年为1.5亿人，2050年只有1.1亿人。

“生育者减少、生育意愿低迷、生育行为消极、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既然作为外生性变量的生育政策已经难以从根本上左右生育率走向，所以，我们在继续优化生育的同时，更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内生性因素上施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出台促进生育友好的政策和措施，完善生育友好的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说。

在这样的现状下，少子化、长寿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必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原新认为，至少在本世纪内，少子化、长寿化和老龄化“三化并存”是我国不可逆转的人口基本形态。

“尽管三化并存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但是机遇犹存。”原新表示。

原新认为，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和优势，但是不会消失。人口机会不可能自动转变为经济红利，只有当经济社会决策与人口机会匹配才有可能触发经济红利。人口机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经济社会政策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会发生转型，但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

“面对未来人口发展大趋势，发现和发掘新时代第二次人口机会，以适应新时代的人口机会窗口为应对的逻辑起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核心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和战略体系，以及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大环境。”原新表示。

对于第二次人口机会窗口的特征，原新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少年儿童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少儿社会抚养负担减轻，按照我国就业的法定年龄16岁和男女现行60岁和55岁退休规定，2019-2050年0-15岁人口规模从2.7亿人降至2.1亿人；

伴随健康中国战略和行动的落实以及教育体系不断改善，全民健康素养和教育水平整体改善。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但规模依然巨大、人力资本积累日益雄厚、性别平等展示就业潜力，2019-2050年期间，16-54岁女性和16-59岁男性劳动年龄人口之和将从8.7亿人缩减至6.6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略超过10年升至13.5-14.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2019年开始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招生规模超过1000万人，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年平均普通高校和研究生毕业人数预计将超过1000万人，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雄厚；

延迟退休可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若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延迟至65岁同龄退休，即可释放55-64岁女性和60-64岁男性劳动年龄人口1.5亿左右，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此同时，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家庭参与不断增加，间接性的增强了中青年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

原新认为，所有这些构成了新时代的综合型的人口机会，期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能够有效开发和利用，激发新时代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