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本“产房走廊空荡荡”：全球生育低谷原因是什么

“新冠病房很热闹，产房走廊空荡荡”。生还是不生，新冠时代的全球各国正在给出答案。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近一年以来，全球所预期的“婴儿潮”并未到来，相反，从日本到欧美，诸多重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出生率大幅下滑的现象。

经济上的不确定性、社会压力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病毒本身的忧虑，似乎正在使一些家庭放弃或推迟生育计划。

全球出生人口下降

在欧洲大陆，法国1月份的初步出生率统计数据显示，该国正在经历45年以来的人口出生低谷。今年1月，法国出生的婴儿数量同比下降了13％，创下1975年以来最大降幅，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是新冠疫情所导致的。

2021年1月，法国总共出生了53900名婴儿，而2020年同期的出生人口为62180名。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表示，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和巨大不确定性可能阻碍或推迟了夫妻生育计划。

然而，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可能并不是疫情那么简单，尽管疫情起到了助推作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法国的出生人数已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共出生人口为735000名婴儿，比上一年下滑了7%。202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妇女平均1.84个孩子，而2019年为1.86个。

2020年出生的大多数婴儿都是在新冠大流行到来前怀孕的。法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未来几个月的人口数据将更为关键，因为这将会决定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记录的出生率下降究竟是“新冠大流行初期的孤立现象”，还是“一种更为持续的趋势的开始”。

法国的情况也反映了意大利等欧洲南部国家的出生率现状。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同样经历了生育低潮。上个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更新了截至去年6月的一份有关美国生育率的调查，并预测2021年美国出生人数将急剧下降。

布鲁金斯学会估计，新冠大流行及其伴随的经济衰退将会使得2021年美国新生婴儿大幅减少30万至50万，产生所谓的“生育低谷”（BabyBust）。布鲁金斯学会还引用了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Institute）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小组基于对约2000名育龄女性的互联网调查数据得出惊人发现，34％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没有怀孕打算或准备生育更少的孩子。

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的作者还引用了印第安纳大学和金赛研究所（KinseyInstitute）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自从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实施以来，美国人的性行为有所减少。

在中国，尽管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大幅弱于其他国家，但这仍未改变中国出生率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前，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出生的婴儿数可能是1961年以来最少的。

瑞士信贷在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2020年前10个月，中国20个城市的妇产医院的分娩量下降了24%。

尽管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要在今年4月份才公布，不过，目前部分城市如广州、温州等地公布的新生儿数据，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从地方看，合肥、十堰、银川、温州、广州市公布的可比口径数据（出生人数、落户新生儿、分娩活产数）2020年同比下降12%-24％，较2019年3%-11％的同比降幅扩大，但与2018年其中一些地市15％-18％的降幅（2016-2017年二孩释放后）相差没有那么显著。

根据中金公司研报，出生人数方面，合肥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常住人口的出生人数为10.4万，而2020年这一数据为7.93万，同比下降23.75％。2019年该地区出生人口同比下降2.80％。户籍登记新生儿数方面，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的数据显示，2019、2020年当地户籍登记出生人数分别为39199、31393人，说明2020年落户新生儿同比下降19.91％，2019和2018年该数据同比降幅分别为10.96％和17.82％。活产数方面，浙江省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的活产数据显示，温州市活产数由2019年的9.04万人下降至7.32万人，同比降幅为19.01％，2019年和2018年温州市活产数同比降幅为6.65％和15.76％；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负责人则在采访中披露了广州活产数据，列入统计的2019年度活产数约为23.95万人，2020年则为19.55万人，同比下降18.37％，2019年和2018年广州活产数同比降幅为3.0％和15.1％。

日本的出生率持续走下坡。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数量为872683，同比减少2.9%，创下历史新低。

育儿压力影响生育意愿

研究人员表示，多种因素导致了全球生育率的下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由于疫情导致了经济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可能要先考虑万一失业或财务能否保持稳定的情形。

以法国为例，尽管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为停薪留职的员工提供补贴，但这些支持措施将是暂时的，某些行业可能不会很快恢复用工，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不安全感。

此外，隔离封锁的社会限制措施也可能不利于人们做出生育决定。一些家庭已经感受到学校关闭时在家带孩子的压力，而夫妻共处时间的突然增多也导致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些夫妻通过计算发现，赡养年迈的长辈可能会使得他们对新生儿的抚养费大幅削减。

上周五，雀巢发布的全球首份《育儿指数》（TheParentingIndex）中，对来自16个国家的8000多名年龄在0~12个月婴儿的父母进行了研究。通过第三方机构得出的该研究指数确定了影响全球育儿的八个最主要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父母希望孩子“拥有全部”，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孤独感以及“产后忧郁”。

即便是在生育条件较为优越的美国，也有高达49％的父母表示正在经历这种育儿压力。“直升机育儿”的模式正在高收入家庭中流行，这种竭尽一切努力帮助孩子获得成功的心态也给父母带来了压力和焦虑。

雀巢营养负责人蒂埃里·菲拉多（ThierryPhilardeau）表示：“只有找到当今父母所面临的普遍压力，我们才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的孩子度过生命之初最关键的1000天。”

这份《育儿指数》还显示，瑞典、智利、德国、墨西哥以及美国是全球排名前五的“最理想的抚养孩子的国家”。但即使在瑞典——该国的指数得分最高，为100分制的75分——新手父母也面临挑战，缺乏育儿信心是瑞典父母最关心的问题。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家庭与儿童科学教授、社会统计学博士MingCui表示：“今天的父母越来越多地处于焦虑状态，这是由于缺乏自信以及财务方面的支持所致。”

但来自中国父母的调查显示，他们感受到的抚养子女的社会压力较小，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相互支持，包括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的增强。

北京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发展促进会会长白亚琴博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代父母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感到的挑战和焦虑更加显著。新手父母要面对的不仅是外界环境给与的压力，还有心理和情绪变化的内部压力。”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陈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育压力实际上是社会压力，要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光靠鼓励生育是不够的，必须要解决生活压力、育儿压力和教育压力。”

出生率下降为经济带来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美国出生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这与妇女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性现象一致。该学会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家庭规模缩减，未来更多成年女性无子女生活的长期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而全球人口骤降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纳税人的减少，这可能使得未来的社保和养老金成为巨大的负担。专家预测，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生率低迷现象正在出现，其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

“历史上，生育率一直对战争、经济危机、流行病甚至气候变化等周期性事件敏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研究主任阿尔诺·卢里埃（ArnaudRégnier-Loilier）表示，“这些事件都会导致出生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过去10年来，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在2000年人口出生率短暂反弹之后，法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10年高峰时每名妇女生育2.03个孩子，下降至2020年的1.84个。而要保持人口平衡，法国的生育率必须达到2.1。

出生率下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未来显现，最直接的影响是养老金融资。今天的出生人数减少，意味着明天贡献的养老金资产减少。在法国，预计到2050年，每个退休人员将由1.8名在职人员抚养。但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幅度超过了预期，这一比率可能还会降低。例如，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预测显示到2050年，每个退休人员只有1.3名在职人员抚养。

新生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劳动力面临减少的风险以及消费的减少。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对近60年出生人口统计梳理发现，近30年（即1990~2019年）比上一个30年少出生1.42亿人口，按照推算，两年后退休洪峰即将到来。

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Economics）2月的一份报告称，生产力增长放缓和劳动力萎缩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遭遇瓶颈。该机构预测，随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取代退休人员，中国的劳动力预计每年将缩减0.5%以上。相比之下，在美国，由于生育率比中国高，加上移民的支持，预计未来30年内，美国的劳动力规模将扩大。

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低速的人口增长对美国而言不是坏事，“可以更易解决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贫困和极端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第一财经记者林小昭对本文亦有贡献）